全国首位视障声乐硕士毕业，张晨将回到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继续做特教老师她用音乐“看见”生命的颜色
张晨硕士毕业了。她的世界已经22年没有白天和黑夜、光明与色彩。
此前，她以初试、复试均为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学科教学(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安徽省通过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首位视障研究生，同时也是全国首位音乐学科教学专业声乐方向的视障研究生。
这两年对于张晨来说像一个“间奏”。此前，她是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毕业后她将回到那里，带着更好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全国首个视障声乐硕士文凭。
对她来说，这个文凭的意义远远不是一张证书、一顶硕士帽，它是理想，是抗争，是一颗铺路的石子。她希望学生们知道，视障者不是只能学习推拿，不是只能读特殊学校，本科也不是他们的天花板。他们可以跳出自我的局限，跳出社会的眼光，争取自己更美好的未来。
以下是张晨的自述。
换一种形式“看”
“学生”和“老师”这两个角色，在我的生命中彼此交织，也互为注脚。
13岁来到安庆特教学校时，我正在经历人生的第一场“巨震”。我从小弱视，视力大概只有0.3，但还可以写字、看书。小学六年级的一天，我因为眼底充血，导致视网膜脱落。走在上学的路上，眼前突然变得模糊，像是起了好大的雾，眼前的人、物，都只剩下一个轮廓。这样持续了三天，连轮廓也没有了。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之后的生活要怎么办，而是我爸妈如果知道这事儿，他们怎么受得了。我试图瞒着他们，但当天晚上一回家，他们立刻就发现了，要带我去上海做手术。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找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但是手术没有成功。视网膜贴上了，视力却没有丝毫的恢复，我还从此失去了光感，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可突然一下子，我觉得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哪里都不能去了。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求助于别人。我开始害怕，有一种人生没有出路的感觉。
在那所当时全市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我见到了我后来的班主任。这个班主任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一个细节，他从不说“摸书”，而是说“看书”。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同，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的触动是难以言说的。我当时觉得自己失明了，从此就和“看”这个词无缘了。但他一直向我们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你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在看，换了一种媒介来看。”
改变我人生的另一件事，是音乐。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特别有乐感。父母后来说，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闹腾的孩子，怎么哄都不行，但是一放音乐，我就安静了。到了一岁多，我开始模仿唱歌，据说模仿的音调和节奏都很准。
刚刚失明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烦躁，有一次偶然听到德彪西的《月光》，它好像一只温柔的大手，一下子就让我安定下来。当时特教学校还没有音乐老师，我定期去省城学习音乐。两周一次，从安庆到合肥，坐大巴要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
我内心是雀跃的，尽管学钢琴对我来说变得艰难了。从这个音跨到另外一个音，我要一个一个地去摸，去找音和音之间的感觉和距离。别人可以一边看谱一边演奏，我要先把曲谱完全背下来，在钢琴上一个音一个音地找到每个和弦之间的关系，再把两只手合起来，一小节一小节地对准位置。这样的过程重复无数遍之后，才能够弹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我的声乐启蒙老师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她让我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色彩感”。刚见到她时，她正在唱一首名叫《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有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好像我前面真的有风吹过，云飘在天上，头发一点一点飞起来了。我才意识到，原来音乐是可以让我打开另一扇门的。
上了几节声乐课以后，我拿到了全国校园歌手大赛的银奖，是和普通学生一起比赛的。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2002年，初二还没有上完，学校的教导主任知道我有音乐的特长，就跟我说，你以后可以考大学，长春大学的音乐专业是招收残障学生的。我去了，也没觉得能考上，只是去试试，看看到底考啥。结果非常意外，我考上了，而且还考了当时的全国第一名。
“原来这就是平等”
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安庆特教学校，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
我是视障者，我知道我的学生需要什么，我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渴望。受到当时那位声乐老师的影响，我想，视障者长期被关闭了视觉的“大门”，但训练出了很强的听觉和记忆力。我的音乐课可以以听觉为主，其他感官为辅，连接起来，构成一种通感，从而更好地通过音乐，感受这个世界。
一些学生完全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他们不明白什么是颜色。但是有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段音乐，让我感受到了白色。”我问，你是怎么感受到的？他说：“你告诉过我，白色是纯净的，圣洁的。我觉得这段音乐就是这种感觉。”这给我很大的惊喜。
孩子们想象力可丰富了。有的说这段音乐让他们想到了棒棒糖，有的说那首歌的前奏让他们感受到了草的绿色，晶莹剔透的露珠。即便以后没有当上音乐家，至少他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他看不见，但他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些补偿，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彩的。
后来，我发现喜欢音乐的视障孩子很多。不满足于只上音乐课，我组建起了课余合唱团。一开始，合唱团里只有七名同学，是七个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学生唱起了《七色光》。唱完了，她突然说，七色光有七种颜色，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颜色。我说，音乐中有七个音符，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音符。“七彩旋”，这就是我们合唱团的名字。
后来，我们这个合唱团不断壮大，开始参加一些活动。有一年，当地举办了一个合唱比赛，经过争取，我们也参加了。同学们都很振奋，想拿到一个好成绩。那时候，他们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唱歌。在食堂唱歌，在厕所里唱歌，在跑步的时候唱歌。他们真的做到了，在比赛中，他们也唱得很好。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比赛最后现场亮分，我们学校不报分数。等所有学校领奖结束之后，我们才拿到了一个特别奖。
那一刻的感觉，真的很难形容。我以为我的学生不懂，其实他们都懂。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跑来问我：“老师，什么是特别奖？是我们表现得不好吗？”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学生又问了：“老师，是不是无论我们唱得好不好，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拿特别奖？”
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好沉重，我回答不了。然后，第三个孩子问我：“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比赛？”
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从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获得各种奖项，最让我深恶痛绝的，也是这种“特别奖”。这代表什么？真的说不清楚。我不能否认主办方的好意，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好意，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的机会。
我只能跟他们讲，请你们相信我，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比赛，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特别奖，好吗？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第二次比赛。在比赛前夕，我找到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按照我们本来的水平打分。是什么样，就发什么样的奖。哪怕确实是唱得不好，可以没有奖，但不要特别奖，可不可以？他们同意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合唱比赛。这一次，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技术层面，我的学生表现都非常棒，得到全场的最高分，拿了一等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了，原来努力是可以被认可的，原来这就是平等。
跳出“舒适区”
但是，当老师也会遇到无能为力的情况。
我有一个学生，她很好强，想学音乐，以后考大学。我就教她弹钢琴，教她声乐。我跟她说，去读书吧，多读书，一定是没有坏处的。可是有一天，她的家长来找我，一见面就破口大骂：“谁让你教她音乐的？学音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他们说，读什么大学，只要女儿学个推拿，赶快出来赚钱，以后找个人嫁了就行了。
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特别无能的人，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也说不出任何话。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究竟应该怎样引导这些学生？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机会去深造。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能赚钱。
可是如果视障者一直都是这样，除了做推拿，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太悲哀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但我的内心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非议，很多伤害，但还是应该这样做。
好在这个故事还有后续。2019年左右，这个学生的家长可能看到孩子真的很执着，也没有那么反对她学音乐，慢慢默认了。她又回到我这里，继续学音乐。现在，她要考大学了，想考音乐专业。比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她现在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2020年，我工作已经14个年头了。我发现，我的学生们都觉得，对于视障人群来说，读本科应该是天花板了，没有想过是不是还能够再走得远一些。
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先行者，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上更大的可能性。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一直都在输出。我希望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和提升，这样才能给学生带去更好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制度环境在变好。根据《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2017年融合教育首次写进《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均提出全面推进融合教育，让我们这些障碍人群回归主流，跟普通的学生一起学习。我不能满足于待在特殊教育的“舒适区”里，我要跳出去，和普通学生一起考试、上研究生。
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一直在“见缝插针”，利用所有碎片时间。我的闹钟定在4点45分，起床大概5点。我会一边洗漱，一边听政治课程，就这样听着去上班。我家离学校特别近，下楼，拐个弯，走几步就到校园，我自己可以过去。到办公室以后，一般是5点半左右，我会学一会儿英语。到了7点，就要开始备课了。
就连课间10分钟也被严格计划好，可以用来背两个单词，或者看一道题。我上课的教室在5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在那段路上，我会回顾一下早上看过的内容。中午去食堂买完饭，总是一边听课，一边吃饭，吃完饭就开始学习专业课。
那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总是怕事情做不完。尤其是冲刺阶段，一直到考试前十几天，政治时事的学习资料才能出来。我看不见，我先生就给我念资料，用录音录下来。我要一点一点把资料用盲文抄写一遍，然后才能开始复习。
那时候我总是很焦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得完。
重回特教岗位
这条路很艰难，好在最后，我考上了。
我选择声乐专业，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位老师。多年过去，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我是怎样第一次从音乐中感受到了色彩的流动，怎样从此过上了更宽阔的人生。
现在我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回想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很温暖，也收获了很多。还记得复试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只能线上考试。安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专程来我家，为我调试好设备。放榜后，校领导亲自给我送来了录取通知书，祝贺我被录取。
我很高兴除了试卷是盲文之外，其他流程都跟普通同学一样。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名字和所有的考生在一起。
在那之前，安庆师大没有录取过视障研究生，我是第一个，但我融入在所有学生中，没有什么隔阂和障碍。我每天上课，唱歌，也参加了比赛，获得一些奖项。走在校园里，风软软地扑在身上，这些时光都如此宝贵。
毕业后，我会重新回到安庆特教学校，继续做一名特教老师。我先生过去在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工作，是一名驯犬师，我们因为导盲犬“Fighter”而相识。就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也考上了安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认识我以后，他似乎对特殊教育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和从事特教事业。
安庆特教学校目前有近70名老师，包括我在内，大约十分之一是特殊障碍人群。回想起在特教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但当老师之后，关注的点是学生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过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追梦，去恋爱，需要完全的平等，需要不再被视为“麻烦”和“异类”。这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走下去，总会走到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徐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