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警察：从未放弃的28年
2021年12月底的辽宁北票市，室外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王秀芝没有出门，盘腿坐在床上，对着手机发笑。刚添加了儿媳的微信不久，王秀芝不停地打听着儿子孙玉龙28年来的故事。等信息时，王秀芝一遍遍回放语音，东北口音与南方口音在简陋的屋子里不断重复着。
1993年3月8日，时年4岁的孙玉龙失踪，被惠怀利等人拐卖到福建莆田市。直到2021年5月8日，北票市公安局根据惠怀利的供述找回孙玉龙，王秀芝才和亲生儿子团聚。
2021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当年2月5日，北票市警方成功抓获辽宁省唯一一名涉嫌拐卖儿童的逃犯惠怀利，找回了孙玉龙等4名北票市被拐儿童，并找回其他省市多名被拐儿童。
据北票市公安局消息，目前，惠怀利因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已被移交检察机关起诉。王秀芝等待着开庭的日子，她要亲眼看着带走她和儿子28年时间的凶手伏法。
4个被拐的男童
56岁的付大合，现任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4年9月19日，他还是冠山派出所民警。当时值班时，付大合接到辖区内村民张树平和前妻崔秀华报案，他们7岁的儿子张金虎已经失踪3天，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都没能发现儿子的踪影。
张树平报案称，他和崔秀华离异后，张金虎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崔秀华的一个朋友惠怀利，对张金虎上下学时间、路线都非常了解。在那段时间，惠怀利对孩子格外热情。张金虎失踪后，他也没再出现。
惠怀利是冠山煤矿的下井工人，曾因其他案件被教养3年。由于他是付大合辖区内的前科人员，付大合走访过他，对他有一些印象。惠怀利从矿井辞工后做起了服装生意，经常到南方进货。
付大合通过走访了解到，张金虎失踪当天，惠怀利曾带一名男孩到妹妹家借住，声称是朋友的孩子。第二天，惠怀利带着孩子不辞而别。根据惠怀利妹妹的描述，这名男孩正是张金虎的样子。付大合判断，孩子很可能被惠怀利拐卖了。
1994年10月28日，崔秀华收到惠怀利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承认，是他把孩子藏起来了。同时，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也收到了惠怀利的一封来信，内容基本一致。“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孩子卖了。他知道警方在找他，就想编个谎话骗公安局，也变相承认了带走孩子的事实”。
1994年11月，付大合调到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调查城区的刑事案件。整合北票市刑事案件材料时，付大合发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北票市有4名男童失踪。1993年3月，4岁男童孙玉龙失踪；1993年10月，6岁男童冯艳君失踪；1994年5月，5岁男童周斯郎失踪；1994年9月，7岁男童张金虎失踪。其中至少3起男童失踪案的嫌疑人都指向惠怀利。
1994年11月，北票市警方接到山东兖州的协查电报,显示惠怀利再次作案，将居住在当地的一位浙江瑞安籍男童林成佳拐卖。同案人员已经抓捕归案，但惠怀利在逃。
北票市公安局将5起案件并案调查，惠怀利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在搜查惠怀利的住处时，警方曾发现几封惠怀利发往福建莆田市的电报，通知对方在北京火车站交货，“电报里说的‘货’，指的就是孩子”。
付大合说，当时刑侦技术条件有限，只能靠基础的手段，走访、调查、蹲守，难以锁定惠怀利的行踪。付大合将案件上报，也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个悬案。
从未放弃的28年
儿子张金虎失踪后，他每年的生日，都是母亲崔秀华最难熬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就喝酒，一直喝，喝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多年寻找儿子无果，崔秀华就给儿子绣鞋垫打发时间。不知道何时能找回儿子，也不知道他的脚码，崔秀华就按照前夫的脚，把“一生平安”绣上鞋垫。
儿子孙玉龙丢失后，王秀芝也陷入了崩溃，“老是想，我儿子能突然从门外回来”。家里旧房拆迁，周围的邻居早已搬走，门前一片废墟。王秀芝始终不愿搬走，总想着儿子能记得家里的样子，有朝一日能找回来。
王秀芝一直寻找儿子的下落，听到被拐卖儿童的消息，她都赶到当地寻找。儿子失踪多年后，王秀芝有了一个女儿，每天把她带在身边看着。王秀芝说，女儿上大学前，都没有独自外出的机会，“怕了，孩子不在身边，就害怕出事。”
北票市接连发生4起儿童失踪案件，给受害家庭带来了悲痛，也在当地一度引起恐慌。王秀芝回忆，当地电视台报道了4名孩子失踪的消息，周围的邻居都开始把孩子看起来，孩子到哪里都要有大人陪着。
付大合告诉新京报记者，近三十年来，除惠怀利涉嫌拐卖儿童的案件外，北票市再没有其他孩子被拐卖。北票市民警一直在追捕惠怀利，寻找失踪的孩子。
徐阳鹏现任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3年，徐阳鹏进入到北票市公安局刑警队工作。梳理了北票市被拐卖儿童的材料后，惠怀利的名字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每隔一段时间，徐阳鹏就走访失踪孩子的父母，寻找新的线索。
警方在惠怀利家中曾搜到一个通讯录和电报等材料，但有效信息仅限于地址和姓名。当时公安系统尚未全国联网，警方依靠走访到福建莆田和四川等地调查，都未能找到他的下落。
经常走访受害者家属，徐阳鹏熟悉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但多年来找不到孩子的消息，徐阳鹏也常常遭到受害者家属的抱怨，“孩子失踪的时候，就怀疑是惠怀利干的，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抓到他？”
2009年，公安部成立打拐DNA数据库，北票市公安局采集孩子失踪家庭血样录入数据库，并将惠怀利列为网上在逃人员进行通缉。2011年，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北票市公安局把惠怀利作为重点在逃人员。
警方曾找到帮惠怀利贩卖被拐儿童的庞啓玉和庞厚玉，二人交代惠怀利曾领小孩到莆田去过。但因找不到惠怀利与孩子，难以形成链条，警方未对庞啓玉二人采取强制措施。
付大合说，依靠当时的刑侦技术手段，获得的线索非常有限。再加上交通、通讯不畅，给追捕逃犯造成客观困难。
付大合也曾想过，惠怀利二十多年没有出现，很可能已经离世，4名失踪孩子的踪迹将更难寻找。警方只能不断收集涉案线索，寻找抓捕机会。
付大合多次提醒新入行的刑警，出门都多带一双眼睛，坐车出门时四处张望几遍，很可能就碰到了在逃嫌犯。
惠怀利的样子，一直印在付大合的脑海中。“如果在路上遇到，我肯定能一眼认出来。”付大合期待着再次见到惠怀利的那一天。
跨省追捕
2020年，公安部组织开展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技术比对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作用凸显。北票市20年前发现的一具被害无名尸体，一直没有确认死者身份。徐阳鹏通过对尸体进行技术比对，确定了死者身份，成功破案。
新技术的应用，让徐阳鹏看到了一条寻找惠怀利的新道路，徐阳鹏等待着机会。
2021年1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团圆”行动，着力侦破拐卖儿童积案、全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并将2021年列为“打拐专项年”。惠怀利作为辽宁省唯一一个涉嫌拐卖儿童的逃犯，被北票市公安局列为追逃重点。
惠怀利的涉案材料显示，他在山东作案时使用的就是一个假名字。徐阳鹏怀疑，惠怀利逃亡期间，可能已经“漂白”身份，使用另外的名字生活。即使改名换姓，成人的相貌不会有太大变化，技术比对成为寻找惠怀利的新途径。
最终，通过技术搜索惠怀利下落的任务，压在朝阳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副主任何晓磊肩上。
把仅有的一张惠怀利的照片，输入全国人像信息库中比对，何晓磊再通过年龄区间、性别等信息逐个筛选。何晓磊说，看了二十多天惠怀利，“都成熟人了”。
由于扫描的照片像素低，惠怀利的照片只能辨别出脸型、眼间距和卷发特征。经过二十多天的比对，只是遗憾的“查无结果”。
徐阳鹏再次翻阅涉案资料，调取惠怀利户籍档案、婚姻档案、工作档案等各种信息，找到他唯一一张清晰的照片和一枚指纹。“查了所有的部门，只有户籍档案里有一张（他的照片）”。
2021年1月27日，何晓磊通过全国范围内搜索，发现在天津打工的贵州籍男子“罗恒”，与惠怀利高度吻合。罗恒原籍贵州，后迁到四川，儿子出生时间也在惠怀利潜逃之后，符合嫌犯漂白身份后迁移户口的特征。
经过各方信息验证，何晓磊确定，罗恒就是惠怀利。
付大合第一眼看到罗恒的照片，就确定是惠怀利，“肯定是他”。付大合曾接触过他，知道惠怀利的下巴上有一颗黑痣，位置大小和罗恒一致。
“我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给领导拨电话，手一直在抖。”何晓磊回忆，三代警察，找了二十多年，终于有了惠怀利的下落。
2021年2月5日，辽宁省公安厅成立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干力量组成的“2·05”专案组，前往天津对惠怀利实施抓捕。
抓捕前，民警了解到，罗恒在天津武清的一家公司工作十多年，与别人合租在一处简陋的民房里。罗恒自称四川人，因父亲曾到东北下乡，所以是东北口音。
2021年2月5日下午1时，在天津市武清区一工厂内，警方将正为员工测体温的罗恒控制。惠怀利的手腕处有“忍”字刺青，胸口文了一条龙。民警拉开罗恒的衣服，查看他胸口的“龙”形文身，确认了惠怀利的身份。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李志伟参与了抓捕行动。搜查惠怀利的住处时，李志伟留意到，惠怀利保存着数十张印刷的卡片，印着罗恒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自我提醒，他就是罗恒本人”。在第一份审讯笔录中，惠怀利还留下了“罗恒”的名字，后又更改成惠怀利。
十个和一个
民警突击审讯后，惠怀利交代了他在北票市拐走孙玉龙、张金虎以及在山东兖州拐走林成佳等3起案件。
参加审讯的北票市公安局刑警王兴介绍，为突破惠怀利的心理防线，警方联系了惠怀利的家人，劝其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进入看守所前，惠怀利提出想见女儿。警方安排了他与女儿见面，父女抱头痛哭。“满足他的心愿，希望他能配合审讯。也希望通过父女亲情感动他，让他换位思考被拐孩子父母的心情。”
据惠怀利供述，1990年，他从煤矿辞工后，到福建莆田进货销售西服，认识了常驻旅馆帮忙进货的庞啓玉。惠怀利抱怨生意不挣钱，庞啓玉给他出主意，“弄两个小孩下来我给你卖了”。
因服装生意冷淡，还不上贷款，惠怀利便萌生了拐卖孩子的念头。1993年春节后，惠怀利经过和庞啓玉商量，回到北票将孙玉龙拐走，以4000元的价格交给庞啓玉带到莆田市。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北票市煤矿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4000元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惠怀利尝到甜头，连续从北票市拐走了4名男童。4名孩子的家人都与惠怀利相识，惠怀利拐走孙玉龙时，还喊他为“儿子”。从北票市潜逃后，惠怀利流窜到山东兖州铁路货运站，雇用流浪人员将男童林成佳拐走，以1000元的价格交给了庞啓玉。随后，惠怀利流窜到四川、重庆等地作案，拐卖儿童。
惠怀利供述称，1999年，他在打工时结识了贵州瓦工罗有银。罗有银的儿子“罗恒”与他相似，多年前走失，便以罗恒的名义给惠怀利办理了新的身份证。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张志超曾到贵州调查罗恒的身份。罗有银曾参与拐卖儿童犯罪，卖了自己的亲侄子，但未发现他与惠怀利共同拐卖儿童。
惠怀利变身“罗恒”后，与四川一女子结婚生子，但未再发现拐卖儿童行为。据付大合分析，庞啓玉和庞厚玉当时因参与贵州的拐卖儿童案被捕，惠怀利失去了下家才停止拐卖儿童。
北票市公安局一边提审惠怀利，调查他拐卖儿童的经过，一边派出民警寻找被拐卖的儿童。“抓住逃犯只能算是破了案，把孩子找回来才能算圆满。”
惠怀利供述称，他拐走的几名孩子，都通过福建籍女子庞啓玉、庞厚玉卖掉。2021年2月7日，北票市警方赴福建莆田市将二人抓获，但因时间久远，二人拐卖儿童的下线已经去世。通过嫌犯供述寻找被拐卖儿童的线索中断。
莆田市辖区46个乡镇有300多万人口，并且很多人都长年在外打工。在莆田寻找被拐卖儿童如同大海捞针，查找被拐卖儿童下落的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技术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新技术给案件侦破多提供了一个思路。”付大合补充称，为寻找被拐卖儿童，专案组根据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情况，对重点地区内的符合被拐卖儿童年龄段的人员进行大数据比对，梳理出符合条件的3000余人，再通过信息比对、DNA技术筛查，最后梳理出103名疑似被拐卖儿童。
在技术的末端，只能依靠人力。专案组成员结合疑似被拐人员的家庭情况，逐人对比研判。通过信息比对和DNA数据库，北票市公安局成功找回北票市4名被拐儿童，还帮助找回了其他省市的6名被拐卖儿童。徐阳鹏回忆称，山东被拐儿童林成佳被找回后，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拐卖儿童的线索，帮他找到亲生父母。
据惠怀利供述，他还在四川成都拐走了一名男童，专案组民警到成都调查，未能找到报案人和相关报案材料，给专案组民警侦破惠怀利拐卖儿童案时留下了遗憾。
付大合称，警方侦查工作完成后，惠怀利已被指控涉嫌拐卖多名儿童，移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惠怀利在审讯阶段称，他专门了解过拐卖儿童的罪行，自认为难逃一死。
弥补错失的亲情
确定了北票四名被拐儿童的身份，付大合将认亲的仪式安排在母亲节的前一天，给4位母亲送上一份等候二十多年的礼物。
2021年5月8日，周斯郎、张金虎和孙玉龙3名被拐卖的儿童回到北票市，参加认亲仪式。
在认亲仪式上，长大后的儿子张金虎第一次出现在崔秀华面前。崔秀华双手捧住儿子的脸，两人泪眼相对，说不出话。张金虎模糊记得小时候曾在东北生活，他尝试通过网络寻找亲生父母，却不知父母在另一端也找了他28年。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原副大队长张旭宣读了周斯郎和母亲陈凤芝的亲子认定书。认定书交到陈凤芝手中时，张旭发现，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周斯郎刚推门走进现场，陈凤芝就双脚腾空而起，扑向儿子，一把搂在怀里。
周斯郎回到家中，父亲早已故去，小时侯生活的小区也已经改建。街坊邻居依旧热情，提前守候在门口，等着孩子回家。
为适应孩子在南方二十多年的生活习惯，王秀芝提前安排酒店欢迎儿子回家，“按照孩子的习惯，点一些南方口味的菜。”
冯艳君因故未返回北票市，民警带他的父母和亲属到上海认亲。冯志杰不善言辞，在去上海见儿子的路上，不说一句话。见到儿子后，冯志杰不停地喊着“儿子”， 蹲在地上，眼睛一直盯着儿子。二十多年寻子，冯艳君的母亲哭坏了泪腺，再见儿子，她死死地拉着儿子的手，已经流不出泪。
4名北票被拐儿童全部回归亲生父母身边。二十多年不见亲生父母，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很多被拐儿童难以接受。付大合担心他们难以融入亲生家庭，孩子找回后，他一直关注他们的动态。
“孩子都长大了，挺懂事的”。付大合了解到，周斯郎认亲后，清明节特意回到北票市，祭奠已故的亲生父亲，并主动参加亲戚的婚礼。付大合也希望孩子快速融入家庭，弥补他们错失了28年的亲情。
找回了儿子，王秀芝28年的心结也解开了。为了能很快融入亲生家庭，孙玉龙让儿子学习东北话，称呼王秀芝为“东北奶奶”。孙玉龙生日时，王秀芝给他包了2800元的红包。王秀芝称，28年没给儿子过生日，心里觉得对不住他。孙玉龙安慰母亲，自己一辈子还不清欠她“十个月的房租（十月怀胎）”。
在团圆行动的调查中，北票市民警收集到部分其他省份被拐儿童信息，粘贴在付大合的笔记本后，等待着比对核实。付大合表示，“专项行动圆满结束了，但打拐行动不会停。”
新京报记者 聂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