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强 不管这次派不派我去 我先做好准备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郑瑞强：实际上更像是个戏称，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时武汉抗疫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我们八个人其实是重症医护人员的代表，这就是一个称谓。
郑瑞强是河北石家庄人，后来又分别在南京、扬州都生活过十多年的时间，他把这两座城市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两地分别出现新冠肺炎散发病例时，他都在防控一线，同家乡人民一起战“疫”。他觉得，能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证明自己当初选择学医是正确的。
郑瑞强也是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在抗疫一线奔波多次后，现在的他，看到有本土确诊病例的报道，“不管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都先做好准备”，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
“我也是扬州来的，我是苏北人民医院的”
7月20日，南京本土疫情暴发，并逐步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7月22日，正在扬州工作的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郑瑞强应国家卫健委指派，到南京参与患者救治工作。这时的郑瑞强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他生活的扬州市成为此轮疫情的又一个中心。
人在南京，郑瑞强免不了担心与着急，他跟扬州市卫健委和扬州的同行一直保持着沟通。由于扬州定点医院的改造问题，早期扬州的确诊病例均转到了南京定点医院进行救治，也就是郑瑞强正在工作的医院。他会去看每一个从扬州转过来的确诊患者，会跟患者说，“我也是扬州来的，我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他觉得，有了这句话，患者也许能够安心点，“我老家有医生在这嘛。”
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郑瑞强刚刚结束在南京的救治工作，回到扬州，他就直接进入定点医院病房，守护着此轮疫情扬州最后的十几个病人。
这轮疫情的特点之一，是确诊人群以老年人为主，无疑给救治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在郑瑞强和同行眼中，有之前积累的经验，他们颇有信心，早期为患者采取俯卧位、中西医融合、使用恢复体血浆和中和抗体，通过外源性的中和抗体输注，大大降低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型患者转化的比例，并缩短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病程。
虽然辗转奔波，但郑瑞强觉得，跟2020年初在武汉的经历相比，之后的救治工作都算得心应手，“有床吗”是2020年1月23日到达武汉后，郑瑞强最为焦虑的问题之一，“我有个病人”、“我有个同学”、“我朋友、亲戚确诊了，你那有床吗，能收进去吗？”郑瑞强几乎每天都接到武汉同行的电话，“老郑啊，你们想想办法，能多收一个就收一个。”而现在，随着核酸检测水平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很多病人都是经核酸检测筛查出来，到定点医院后才开始出现症状，“实现了从出现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天数为负的情形。”
为了去石家庄，第一次跟国家卫健委提“条件”
从求学到工作，郑瑞强在南京待了15年，从2004年开始，他又来到扬州，这一待，就是17年。郑瑞强的疫情防控之行，也与自己的三个“故乡”都有重叠。
9月13日，此轮疫情以来南京在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清零，郑瑞强在第二故乡的救治工作也告一段落。
早在2021年初，石家庄发生散发疫情时，郑瑞强还在大连救治患者，救治工作告一段落后，国家卫健委调他去河北，这一次，参与多次一线救治工作的郑瑞强，第一次跟国家卫健委工作人员提了“条件”：“我要求留在石家庄。”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老家是石家庄的。随后，“重症八仙5仙齐聚石家庄”的报道中，他成为五分之一。
学医的郑瑞强，一直想着能为家乡人做一些贡献，当然，他希望的方式，不是感染者救治。“在感情上，我自然不愿意疫情的发生，尤其是在我的家乡，可一旦发生了，我愿意投入到故乡的救治工作中，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至少说明我自己当初选择学医是正确的。”
决心之外，郑瑞强有自己的担心，他觉得“重症”一词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误解”，虽然是重症医生，但他和同行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在ICU的病人，“从武汉之后，我们已经早早介入普通型患者的治疗，尽量阻止或降低病人从普通型发展到重型、危重型的比例，甚至个别高危因素较多、转为重型倾向较大的患者，可以提前收入到高危病房中，集中管理。最好让病情止步在普通型阶段。”郑瑞强把这种救治策略称为关口前移，“不是我们重症医生到了哪里，那里就一定有重型患者。”
从“1”到“2”，他随时准备出发
多个疫情防控一线，给郑瑞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武汉。
他驻守在武汉肺科医院，最后撤离武汉时，武汉肺科医院为郑瑞强定制了一个“江苏001号”工牌，因为他是支援这家医院的第一位来自江苏的专家。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武汉下着雨，在距离武汉最近的汉川站下车后，汉川卫健委工作人员驱车将郑瑞强送至汉川和武汉交界处。手拎一个登机箱，身上一个背包，手里举着一把伞，郑瑞强就带着这些家当，从汉川走到武汉。在武汉肺科医院，郑瑞强还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江苏专家。
他的抗疫历程从“1”进阶到“2”。
离开武汉后，郑瑞强还在抗疫的路上，医院的同事帮他计算过，新疆、大连、石家庄、南京、扬州多地出现散发疫情后，他都在一线。2020年，郑瑞强刚好有200天在抗疫一线。每天的救治工作之余，郑瑞强会抽空跟家人视频聊天。郑瑞强的女儿今年上高三，她出生那年，SARS来袭，刚怀孕两个多月的爱人，送郑瑞强去了抗击非典的一线，提到这里，郑瑞强发出了一声跟绝大多数父母一样的感慨：“一转眼她已经长大了。”
现在的郑瑞强，看到新闻报道哪里有本土确诊病例，“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先做好准备”，已经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他明白，如果需要，一个电话，就得奔赴抗疫一线。郑瑞强准备了一个固定的行李箱，随时拎起来可以走，只是收进去的，是不同季节的衣服。他笑着回忆起在武汉的经历，撤离武汉前，天气已经开始转暖，自己带的衣服捉襟见肘，T恤就是“紧缺”的物资之一，这时的“重症八仙”，更像是一个集体，“童院长、管教授等从不同渠道帮大家联系解决物资问题，我们中的唯一一位女医生，姜利教授成为临时的生活委员，负责帮大家统计衣服尺码等，物资到位后，也会帮助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郑瑞强期待着，下次“重症八仙”齐聚，不是在救治患者的病房里，而是疫情退去，在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他们交流着业务与经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