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深阅读·巩固脱贫成果 做好有效衔接)
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柏杨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是贵州单体安置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山村搬进城区，如何能安心扎根？生活习惯各不相同，邻里间怎样相处？从农民到“新市民”，这种转变又该如何完成？柏杨林安置点不断探索社会综合治理，做好有效衔接，努力实现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编 者
“社区很大，刚搬来时总迷路，让人头疼。马桶不会用，燃气点不着，垃圾随地扔，也是常有的事。”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柏杨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成使用后，单光勇便来到这里，如今担任柏杨林街道办副主任。
柏杨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有安置房148栋，安置人口29001人。人员众多，群众生活环境变化大，管理有较大难度。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安置点从基层党建入手，完善组织建设，社会综合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加强组织建设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自2018年6月起，搬迁群众陆续入住。为加强管理和服务，2019年4月，柏杨林街道办事处正式成立，在选优配齐11名党政班子干部的同时，从全区选派67名干部到安置点开展后续服务。安置点被分成3个社区，各自成立党支部。同时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设有党小组，每栋楼配有楼栋管理干部，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提高管理效能。
作为一名楼栋管理干部，宣传政策、化解矛盾、收集民意等，均是何蕾的日常工作。
“搬迁后，政府要一次性发放1500元生活补助，是按人发还是按户发？许多群众不清楚。”入户讲解后，何蕾又在楼下小广场开会，“一条条地给大伙儿解释，还有疑问的，再拿文件给他们看，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向组织反映。”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街道党工委牵头在安置点建立健全群团组织，通过志愿服务，帮助搬迁群众解决难题。
因为家中变故，搬迁户周巧要独自抚养孩子。她进过工地，卖过小吃，无论做啥，孩子总要带在身边，不然没人照顾。几个月下来，实在无法坚持，她便向安置点的群团组织求助。经过推荐，周巧最终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组织开展社区文艺活动，“每个月有2200元的工资，上班时把孩子送到希望小课堂，有志愿者辅导，日子轻松多了。”
“通过整合资源，完善组织建设，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让搬迁群众安心生活。”单光勇说。
完善规章制度
转变思想观念，加速共同融入
“垃圾咋还扔到地上？住上新房，得勤收拾。”刚搬迁那会儿，单光勇经常跟同事一起入户走访，发现不少楼里公共区域乱糟糟的，只好帮着打扫。可等到第二天再去，又是老样子。
几次下来，大家发现，群众的生活方式不易转变，规则意识相对缺乏，这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一定阻力。转变思想观念迫在眉睫。
2019年底，3个社区陆续制定居民公约，围绕社会治安、环境卫生、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进行规范。单光勇介绍，制定居民公约只是第一步，街道办还进行“奋进之星”评比活动，包括文明家庭之星、志愿奉献之星等七大类，通过树立榜样，引导搬迁群众转变观念，加速融入新生活。
去年5月，首届“奋进之星”评比中，53岁的李永芝当选志愿奉献之星。为啥能获奖？因为热心公共事务：孩子打架会去劝，住户扰民会去找，看到垃圾随手捡……
起初曾有不少邻居表示不解：管那么多闲事费力不讨好，再说，能管得过来吗？李永芝不以为然：“大家生活在一起，如果都是事不关己的态度，社区得成什么样？”在榜样评比影响下，邻居们逐渐改变看法，也跟着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社区环境和风气不断改善。
“社区是个大家庭，和谐幸福靠众人。居民公约定规矩，群众自治社区兴。”单光勇表示，通过立规矩、讲激励，搬迁群众的思想观念明显转变，能主动为社区和谐稳定出一份力。
建立服务队伍
壮大社区力量，激发内生动力
老党员刘加喜已经68岁，搬迁前在老家当了40年的村干部，原本计划搬进城里安心过退休生活，“不料搬来没几天，社区干部就找上门，问我愿不愿意当楼栋长。”刘加喜说，虽然担心自己做不好服务，但转念一想，自己不能推脱，“我是党员，得冲在前头，做好榜样！”
安置点共有181名党员，其中无职党员136名。安置点通过开展党员挂牌等活动，激励无职党员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单光勇介绍，为更好地进行社区治理，在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每栋楼还设有楼栋长，积极吸纳党员和群众力量。以刘加喜为例，搬来后，他经常帮助邻居解决困难，发挥余热，群众很信服。
“我负责48户，有空就拿上本子串门，遇到矛盾纠纷也得及时调解。”自打成为楼栋长，刘加喜过得特别充实，“本子用了好几个，只要不是常年外出的住户，大家的情况我都熟。”
除了楼栋长，社区还动员党员、干部、物业以及志愿者等，组建180余人的服务队伍，其中的巡逻队负责在整个安置点内巡逻，结合智慧门禁，保障社区安全。
单光勇表示，自从有了服务队伍，像矛盾调解、法律援助、政策宣传等事项，逐渐实现了有效覆盖，“我们依托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激发内生动力，逐步深化法治、德治、自治有效结合，帮助搬迁群众完成从农民向‘新市民’的转变。”
本报记者 苏 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