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疫情警示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李明子 王天译
发于2021.1.25总第982期《中国新闻周刊》
参加完远房表亲的婚礼，家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附近小果庄村的田桂蓉就开始咳嗽，起初她和家人都没在意，以为是小感冒，吃点药就好了。五天后，1月2日凌晨4时，61岁的她感到发冷、胸闷，伴有咳嗽、咳痰，体温达到38.7℃。
在新冠疫情从未远去的特殊时期，发烧可不是小事。当天凌晨5点，田桂蓉儿子开车1个多小时把她送到了位于石家庄市区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格外警惕，对田桂蓉用两种不同方法做了3次检测。4小时后，田桂蓉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她也是这次河北疫情的首例确诊病例。警报由此拉响。
截至2021年1月18日24时，河北省现有本地确诊病例800例，无症状感染者168例，石家庄市累计确诊病例766例，成为重灾区。河北第1例确诊病例不是“零号病人”。河北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表示，初步估计河北零号病例早于去年12月15日。病毒已经在村庄间隐性传播了一段时期。
也是一年前的元旦前后，新冠病毒出现在武汉，并在后来成为一场大暴发，当地确诊人数最终超过50000人，死亡3869人。时隔一年，与武汉一样同为省会、同样拥有1100万人口的石家庄，如今也遭遇着一场危机。在全国范围内，从1月12日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连续4天破百，黑龙江、北京、辽宁等地疫情呈现出局部暴发或散发态势，临近春节，人们的神经再度紧绷。
病毒在村庄里快速传播
与武汉疫情主要发生在城市不同，此次石家庄疫情主要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迅速蔓延。
从石家庄市区驱车一路向东三四十公里，才能到达此次疫情的“暴风眼”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与小果庄村同样成为此轮疫情重灾区的，还有与之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刘家佐村、南桥寨村，三个村累计确诊病例约占石家庄市目前总病例数的50%。这几个村庄都分布在距离石家庄正定机场10公里的范围内，村子附近还有石家庄代管的县级市新乐市和正定县。
整个增村镇共有20个行政村，村民6万人左右，其中小果庄村居民4700多人。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增村镇的年轻人多向往城市，外出打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与孩童。截至1月18日，石家庄的确诊病例以农民为主，病例平均年龄为45岁，60岁以上占27%，女性病例数是男性的1.5倍，中小学生确诊人数将近70人。
房令伟是小果庄村村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村里年轻人以开店、到周边村镇家具厂、食品厂、鞋厂打工、开大货车等方式谋生。小果庄村靠近机场，有村民在机场做保安、担任运输行李车辆的驾驶员，还有人去石家庄市区打工，甚至通过劳务输出出国务工。相比年轻人，留在村中、居家未外出的多为50岁以上的人群，以女性为主。
在增村镇，如果以耕地面积来计算，几个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地理条件促成了人口的高度集中。由于村与村之间相距不远，几个村的居民来往密切。在网购取代逛商场成为城里人购物方式的今天，赶集仍是村民们的一件生活大事，50岁上下的女性是赶集的主力军。
小果庄村每月农历初八、十三、十八，就会举行一次集市，周边村民都会赶来。房令伟说，相比周边村庄，小果庄村经济条件较好，村口有好几条公交线路的站点。流调信息显示，单单2021年1月1日，就有来自南桥寨村、北桥寨村、小果庄村等村的13例确诊病例曾到小果庄村赶集，新乐市下属村镇的村民也会开私家车前来。从去年12月到2021年1月初，周边地区到小果庄村赶集的确诊病例共达21人次，有村民在赶集前已经出现鼻塞、咳嗽、乏力、厌食等症状。
除了赶集，居家女性们蜂拥而动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婚宴。房令伟说，确诊病例中女性偏多，是因为女性参与的社交活动较多。在婚礼中，村里女性会担任鼓手、吹奏各种乐器，村里还有婚丧队，当地有年底举行婚礼的风俗。
与近250人一起，田桂蓉2020年12月28日参加了位于机场附近的欧景生态苑的一场婚礼。婚礼现场有人佩戴了口罩，有的人没戴。最终，这场婚礼中有二十多人确诊。另两场婚礼分别于2020年12月30日和2021年1月1日在南桥寨村的好运来饭店举行，参与这两场婚礼的确诊人数分别为9人和26人。如果以“婚宴”“婚礼”为关键词检索流调信息，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石家庄确诊病例参与婚宴达124人次，小果庄村一名44岁的女性从2020年12月30日到2021年1月2日的短短四天里，参加了三场婚宴。满月宴也是村民们热衷举办和参加的活动，因参加满月宴而“中招”的为9人。
宗教活动也是容易导致疫情范围扩大的因素。石家庄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小果庄村有信教群众122人，信仰基督教。疫情暴发前，一些信教群众曾在该村一户人家里有过聚集活动，同其他聚集活动一样，容易造成疫情扩散。
让病毒得以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小果庄村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省道穿小果庄村而过，村庄紧邻机场、正定高铁站与高速公路，刘家佐村距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机场东出口仅3公里。1月15日的一个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勾勒了小果庄村的区位与交通的便利。该病例是小果庄村人，女，30岁，2021年1月1日乘坐G627次高铁，由北京出发，路上只需1小时10分钟，于上午9点15分就到达正定机场高铁站，随后乘私家车到新乐市信誉楼商场购物，下午3时就已返回家中。
在增村镇的村民中，有不少是开大货车运煤的司机，他们的行动轨迹遍布陕西神木、山西忻州市宁武县、河北省辛集市奥森钢厂、玺宸热能有限公司等地。1月15日的一例确诊患者，从1月3日开始，驾驶货车穿行神木市、湖北恩施市、河南南阳市与郑州市等4地，在1月7日晚从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机场东出口下高速后，因交通管制被直接转运至指定隔离点，在集中隔离观察时确诊。
农村私家车的普及也让病毒搭上了走得更远的顺风车。在石家庄的766例确诊病例流调信息里，以“私家车”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病例乘坐私家车出行的次数为242次，如果再以“自驾车”为关键词搜索，自驾车的出行次数为402次，两者相加，即从2020年12月下旬起的一个月里，平均每名确诊病例乘私家车出行近1次。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所副所长郭建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发病时间和发病人数来看，小果庄村、南桥寨村、刘家佐村病例发病时间较早，感染人数较多，基本可以判定，病毒最早是从这几个村传入，再向周边村镇、县市区扩散。
据郭建花透露，疫情发生后，他们对增村镇小果庄村、刘家佐村等重点村庄进行了全员血清学检测。抗体IgG阳性的村民意味着感染时间较早，病毒已清除或痊愈，具有溯源价值。目前选定了几名IgG阳性的村民，分布在这几个村中，男女都有，各个年龄段都有，特异性不明显。结合病例最早的发病时间、血清学监测结果、核酸CT值、首例报告病例基因测序结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推断此轮疫情最早的源头很可能在2020年12月1日左右。
因疫情的首发地与重灾区都临近机场，流调人员首先考虑了病毒由机场输入的可能性。但郭建花说，检测了机场的环境样本与入境隔离点的环境样本，都没有发现阳性。中疾控副主任冯子健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指出，“从病毒溯源结果看，病毒是境外输入病毒，但是否和机场相关，还在调查当中。”
疫情为何在基层暴发
“这次河北疫情主要发生在农村，这也提示我们以往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强调得还不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农村出现感染后，基层诊所警惕性差，这是目前防控中的薄弱环节，接下来要加强培训，做到早期发现感染患者。
多位小果庄村民都表示，自2020年夏天，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以后，大家进一步放松了警惕，聚会活动有所增加，天气变热后也不爱戴口罩，咳嗽头痛当作小病，可能都不去医院看，就更不会被发现了。
郭建花也表示，农村居民的就诊意识弱、就医习惯不好，“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得病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不够，是导致此次疫情局部暴发的重要原因。对病毒放松警惕的不只是村民个人，还有本应该起到“守门”作用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包括各村卫生室、诊所，以及它们所属的上级管理单位乡镇卫生院。在目前已公开的河北流调信息中可以看到，至少有62人曾因出现咳嗽、头痛、甚至发热这样的明显症状而到上述医疗机构治疗、买药，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中国目前的疾控体系由国家、省、市、县四级构成，而处于这个体系最底层的县级医院并不在农村防疫的第一线。在县级医院往下，还有乡镇卫生院及其管理的农村卫生室和诊所，这些卫生室与诊所在满足农村居民就医需求的同时，承担着基层最初级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
现在小果庄村做防疫工作志愿者的施爱军介绍说，几年前，小果庄村卫生室重建，把原来开私人诊所的村医都组织到卫生室上班了，常驻大夫三四人，大都四五十岁，他从来没见过年轻医生。村卫生室可以治普通感冒、妇科和儿科的一些小毛病，处理简单外伤，也能做血常规检查，但如果是严重的感冒，会直接去县医院。此外，村里还保留了一些私人诊所，基本都是外村村医开的。从公开流调信息来看，小果庄村卫生室并未上报出现轻症的患者。今年元旦当天，村里一位68岁的女性患者因出现鼻塞、流涕等症状，到村卫生室就诊，此后两天居家无外出，直到1月3日全员采集咽拭子后才发现为阳性，1月1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在疫情中，由于条件所限，农村基层诊所没有能力确诊病人，但它们的最大作用，应当是及时发现疑似病人并主动上报。但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卫生院院长毛国通解释说，“农村诊所没有核酸检测的设备，很多血常规都做不了，鉴别不了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流感，还是新冠，这时应该及时给基层卫生院打电话，卫生院有应急小组、救治小组，会及时派人去现场。”
然而，基层医疗机构并没有在实际诊疗过程中起到“哨点”作用。一位曾在石家庄藁城城区东部居住过的市民就表示，自己在2020年夏天曾因发烧、拉肚子、嗓子疼，在藁城区东部的一家镇卫生所求医。这个卫生所没有健康码，进去后也没量体温。医生问过症状后，没有做进一步检查检验就直接开药打针，更没有上报和后续回访。
据文献报道，截至2005年，中国农村有60%～70%的门诊服务都由私立医疗机构提供。尽管近年来，随着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村卫生室等公立医疗机构因报销优势有所加强，但村医的收入依然没有很好保障。
冯仑在此次疫情中有确诊病例的东桥寨村村卫生室服务了三十多年。据他回忆，村卫生室初建时，有老中青三代医生共13人，但后来，医生越来越少，2012年，他也因工资太低和个人原因离开村卫生室，开了私人诊所，同期出走的还有五六位村医。
在全国，村医收入低并不是个别现象。2019年7月，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36名村医因工资低而集体辞职，他们在辞职报告中写道：“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上级拨款越来越多，到村医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现在村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
“农村防疫系统薄弱是多年的问题，也不是这次疫情中才被发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少可用之人。”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年纪渐长，逐渐退出一线卫生工作，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又不愿留农村，农村基层地区人才奇缺。
2018年，中国超过1/4的乡村医生年龄在60岁及以上，不到35岁的仅占5%，部分乡镇60岁及以上村医占比甚至达到80%。且村医学历低、职称低、专业水平低的现象普遍存在，2018年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占比只有15%。
在刚刚过去的武汉新冠疫情防控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方鹏骞撰文指出，乡村医生占基层医务人员比例达1/3以上，他们凭借对村民熟悉的优势，是农村基层卫生防控的主力军。但不可否认的是，高龄基层医务工作者并不利于传染病疫情的防控，高龄人群本就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上门服务过程中交叉感染概率高；其次，面对防控中诸多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年长的村医操作困难，工作效率低。
这次疫情不仅暴露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当地多家基层医院也出现漏洞。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月18日发布的通报及现有流调信息，石家庄一例确诊患者于今年1月1日出现干咳症状，但在1月1日至3日却在藁城区人民医院心内科护理住院的母亲，该病例1月3日进行核酸检测，4日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截至1月14日，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库中共有8例与该院有关联。
调查组认为，虽暂不能确定此次事件属于医疗机构感染，但在事件发生、发展及处置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未做到“应检尽检”，先入病区再做检测的现象普遍。病区加床严重，神经内科两个病区和心内科病区加床率均超过90%，严重违反防聚集规定。病区管理混乱，首例确诊病例的陪护人员持其哥哥的陪住证陪护，陪护和探视人员随意进出病区，且陪护人员随时换人，缓冲病室设置管理不规范……密接人员随意到食堂、商店等公共场所活动等。
通报还指出，1月2日，一患者因急性脑血管病到新乐市中医院就诊，3日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成为该院首例确诊病例。1月9日，陆续发现有医生、护士、陪护人员等核酸结果阳性。截至1月11日，共累计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6例。经调查认为，这是一起社区感染新冠患者将感染风险带入医院，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存在缺陷导致的院感事件。急诊患者未及时查验核酸检测结果，也没有及时采样送检，而是直接将患者收入病区且被安置在病区普通双人间。
通报中提到，藁城中西医结合医院162名住院患者有高达228名陪护，发热门诊核酸检测结果报告时间过长，个别患者甚至长达16小时，发热门诊与血透病区、高压氧、医疗废物暂存点在同一幢小楼内，出入口相隔仅1米左右，存在生产安全和医疗安全等隐患。1月7日一确诊病例，1月3日晚出现发热症状，1月4日开私家车到藁城中医院发热门诊就诊，进行核酸检测，但傍晚却到恒生超市购物，1月5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个冬天该如何过？
河北疫情还未平息，黑龙江又出现388例新冠感染者，同样集中在农村地区。1月10日5时，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报告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王某鹤。第二天，绥化市通过排查王某鹤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密接的密接，发现了45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为王某鹤父亲所在的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村民，官方发布称：病例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截至1月17日24时，黑龙江此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5例，无症状感染者243例。针对农村地区防控薄弱的问题，黑龙江卫生部门要求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对发热、咳嗽等疑似病例必须2小时内向乡镇卫生院报告，做到登记、流调、隔离、转诊、交接和信息推送闭环管理，实行“村报告、乡采样、县检测”。
黑龙江疫情继而扩散到了吉林和山东两省。吉林省在17日通报称：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吉林省本次疫情传播链条清晰，为黑龙江省望奎县无症状感染者输入吉林省后引发本地传播。截至1月18日24时，吉林此次输入性疫情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3例，无症状感染者88例，涉及长春市、通化市、松原市三地，还出现了“1传100+”的超级传播现象。
“超级传播链”源自黑龙江输入病例林某。今年45岁的林某从事个体营销职业，近期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1月6日至11日曾在吉林省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和“学员”被感染。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流调信息，这条“超级传播链”上年龄最大的为88岁，最小的才11岁，是一位参加培训的85岁老人的孙子。
与望奎县相距1300多公里的山东威海在1月12日也报告了一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来威海人员。截至目前，山东无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此前曾公开表示：“当前我国呈现多地局部暴发和零星散发状态，这是入冬后全球各地疫情大幅度上升后，对我国外防输入造成疫情防控巨大压力的一种反映。”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在过去一周中，辽宁、北京、山西、陕西、广西均上报过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山西、陕西的疫情都与河北相关联。1月14日，广西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入境隔离专班工作人员。
冬季天气寒冷，延长了病毒在环境中的生存时间，同样令人忧心。1月14日，天津市防控指挥部通报，在三份送检雪糕中发现了新冠阳性样本。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批货品生产原料包括新西兰奶粉、乌克兰乳清粉等进口食品。
进入冬季后，传染病高发，加之境外疫情连绵不绝，国内多地同时出现疫情，防控难度和成本倍增，疫情防控是否有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要算这样一笔账：无论花多大的成本来防疫都是值得的，通过流调和全员核酸检测，很快把所有感染者找到，快速扑灭疫情，这比其他国家疫情一直蔓延、反复封城的经济损失要小得多。”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指出，病毒本身的特点就是传代越多、变异越大，如果管控住疫情，病毒不发生传代，那么现有疫苗和药物就能依然起作用，这也是在降低防疫的代价与成本。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认为，国内与海外国情不同，例如，国内多数人住在楼房，而不是独栋别墅，居住区人口密度大，几十层的公寓共用电梯，一旦有漏网之鱼，很可能出现大规模感染。而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仍是有限的，如果再出现去年武汉那样医疗挤兑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2020年我们的防疫是成功的，我们在成功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最大限度保护公众健康，现在还要严防死守，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等疫苗接种普及后，再思考下一步策略。”姜庆五说。
多地疫情并发，疫苗才刚刚开始接种。“这个冬天是一道难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希望随着天气转暖，病毒生存期变短，疫情会有所好转。疫苗很重要，但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教授刘又宁说，最主要的困难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一般来说接种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才能形成免疫屏障，阻断病毒传播，中国14亿人口，全部接种才有八成保护率，所有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还需要很长时间。此外，目前疫苗还不能覆盖60岁以上、需要重点保护的人群，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北京、上海、河北、安徽、河南、山东等29个省(市)相继发出“就地过年”的建议，提出春节非必要不返乡，鼓励弹性休假。很多人都在担心，能不能在春节前赶回家，还有网友抛出全国疫情地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似乎怎么走都是“此路不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停止春运无异于因噎废食，但他也提醒，高危人群，比如年长、有慢性病、孕妇等人群，尽量不要远行。
“现在是非常时期，怎么有利于防控，就怎么做。”姜庆五说，总的来说，减少人员流动肯定是有利于阻断病毒传播的，各级政府也在平衡疫情防控需要和民众心理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任何一个防控环节有所忽视，都可能被疾病钻了空子。
(文中田桂蓉、施爱军、冯仑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