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放弃《盲山》电影版权”而广受关注
导演李杨：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
15年前拍摄的电影《盲山》不久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该片导演李杨因“放弃《盲山》电影版权”而受到广泛关注。5月的一天，李杨导演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李杨坦言，他一直在做电影、写剧本的路上，始终在看见、在思考、在表达。
李杨自言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生短暂，行动最重要。这段时间徜徉在川藏线神奇的山水之间，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渺小到无法形容。此番疫情之下的行走尤其令他感慨，“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不然定会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哪怕我不拍《盲山》，也应该关注
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
北青报：大家转发电影《盲山》的时候，您很快宣布说不追究版权问题，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您因为这个事“火”了，觉得意外吗？
李杨：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想通过不追究版权这个行动，希望能帮助有类似被拐卖经历的人，使她们获得解救，或者能使她们的生活获得改善。其实15年前我拍《盲山》的目的，也是希望帮助这些人，希望社会上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能够消失。
作为一个人，哪怕我不拍《盲山》，也应该关注拐卖妇女，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现在好像一说贡献，人们老觉得是个宏大的口号，或者得做出多么大的事才叫贡献，实际上所有的贡献都是由一个一个人做的，是一件一件小事汇聚成的，比如遇到拐卖妇女这种事，哪怕一个人做出不沉默的表态，都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人的命运。
我没有想到《盲山》会引起这么大轰动，我碰到很多人，都跟我说看了电影之后想起自己小时候有过这种瞬间的被骗经历，比如有陌生人给她吃的喝的，以前没意识到是拐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危险很害怕。从这点来说，我又觉得这个“轰动”是在我的希望之中。我希望这个事能引起轰动，而不是说我这个人引起轰动。我希望能够杜绝此类犯罪，帮助、保护那些被拐卖的妇女，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不再有恐惧。
北青报：有一些90后、00后年轻观众，他们留言说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导演，觉得您以前的电影真挺了不起的。看到这些反馈，您有没有感到有点意外之喜？
李杨：得到更多的人认识，特别是被年轻人关注到，对我来说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因为从中能看到一种希望。我为什么在《盲山》里设计了一个叫李青山的小孩？人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在电影里特意让这个孩子保持了人性纯洁美好的一面，他的一个很小的动作，就使白雪梅有了被解救的希望。其实这也是我通过这个电影对生活寄予的一些希望和期盼。
被再次关注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觉得很意外，毕竟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公众面，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某种事情让大众关注到。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不觉得意外，也不会有什么惊喜。
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着苦难的记忆
因此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
北青报：您好像一直对电影之外的东西都挺淡然的。
李杨： 这可能和我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巨变有关，经过大起大落，可能我就宠辱不惊了吧。我1959年生人，生长在明星家庭里，有个很美好的童年。我母亲很早就参加地下党的剧团演出，她在东北小有名气。我父亲在“文革”前主演过两部电影，那时候他已经是明星了。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安，60年代初西安有一条路叫文艺路，那里集中了京剧团、歌舞剧团、文工团、戏曲剧团、话剧团等六七个文艺单位。我的同学大部分是艺术大院的孩子，我们从小一起玩，玩过家家就是模仿大人们在舞台上排练话剧，我在这种氛围里长大。
1968年父亲被打倒了，停发工资，关进“牛棚”。那时候要求我母亲和他划清界限，但是我母亲没那么做，她对我父亲不离不弃，我一直觉得我母亲很伟大。
我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子从富裕变得贫困，我们这种戴着“黑五类”“狗崽子”大帽子的人，上学、工作都很难，可我必须要为母亲分担，我很早就出去挣钱养家了，切身感受到人性里的各种险恶，可以说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着苦难的记忆。
也因此，我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
北青报：为了完成电影梦想，您经历了很多事，比如成为国家话剧院演员、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又退学去德国留学，您觉得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李杨：最大的收获就是打开了我的思维定式，意识到认识世界不仅仅有一种方法。我现在常想一个问题，做文化的核心其实比的不是技术，也不是用词多么华丽，而是认识世界、认识人性、认识社会现实的深刻程度。这个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些恰恰并不是课本教的。
我印象很深，第一次回国时，我跑到最贵的商店想给我妈买礼品，想买最贵的名牌，但是那个售货员不经意地说：“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哲学意味，商场里的这种利他主义，以及她的人生态度让我醍醐灌顶，甚至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甚至想我到德国来要学什么？以前觉得要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专业，跟最好的导师，现在我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我的专业。
所以后来我换了四个学校，比如柏林大学已经非常好了，我又跑到别的学校，因为我要找到自己最对的东西。我考慕尼黑电影学院时，因为超过30岁的年龄线，所以不允许我参加考试，幸运的是，我去考科隆电影学院，他们看了我拍摄的作品说没问题，让我觉得30多岁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机会，很是感念。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习方法，那些教授不告诉你什么是对错，对和错是要自己去悟。上课时，我们可以反驳他，他也不会觉得我是教授、是系主任，我就是对的就是牛的。学生解读出自己的东西要靠思考，而不是靠灌输，我觉得这种“无为”的做法，对学生、对艺术是一个呵护。
哪怕再辛苦也坚守着拍电影的梦想
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北青报：回头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过吗？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
李杨：从来没有后悔过，一丝一毫都没有，因为我不仅仅是为了学电影，更是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时很年轻，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国外是什么样，到了国外以后，发现很多东西跟我们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刚开始整个人是蒙圈的，根本找不到北。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根本进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这个跟你有多少钱无关，文化的差异会带来巨大的失落。即便今天，这种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学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有人适应快一点，有人适应慢一点。
刚开始，我觉得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毕竟在那个年代看见了世界的样子，我是值得的。1990年我探亲再回去，心态就不太一样了，我潜下心来融入当地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那时候我打工就是为了要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我所有的纪录片都是自己出钱拍，其实就是想要突围，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坚守着自己拍电影的梦想。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纪录片《妇女王国》，后来在德国电视台一个著名的妇女栏目播出。我拿着这部纪录片去报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视传媒学院，读研究生，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28岁到德国，在德国待了将近15年，2000年底回来的时候已经40岁出头。我其实早就决定回国了，但40多岁才回来，就是为了要从经济上、思想上做好准备。1996年我硕士毕业之后，第一想法就是回国进电影厂，但回国后，我看到几乎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在卖地赚钱养活职工，后来听说国内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独立拍电影，我觉得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为了多准备些资金，我立刻飞回德国闷头赚钱。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三年后必须回国拍电影。
和刘庆邦老师在小饭馆签下了改编版权
之后拍了一鸣惊人的《盲井》
北青报：您回国就遇到黄建新导演，不久之后拍了处女作《盲井》，拿了一堆大奖，包括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艺术贡献银熊奖，这个经历真的难得。
李杨：2000年，我接到黄建新导演的来信，说他要拍一部新片，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做他的副导演。我毫不犹豫地立刻飞回北京，给黄建新导演当选角副导演，从筹备开始一直干到后期。我非常感谢黄建新导演给了我在剧组实践的机会，这些经验对于我后来拍《盲井》，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我了解到中国出来一些低成本独立电影，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来拍。刚开始我拍电影很多人不理解，说明明不挣钱，还为啥自己花钱？很多人都劝我别投了。其实我对财富的观念向来觉得钱要花到自己喜欢的事上。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就爱电影，我喜欢它我就花在它身上，所以就不焦虑。如果说拍电影是为了赚钱，变成一个投资项目，不赚钱不就焦虑了吗？而且重要的一点，《盲井》是我自己喜爱的题材，自己喜欢的自己不投，再等着别人投，那不是一辈子做不出来吗？
北青报：是不是因为您这种纯粹、执着，才比较顺利地拿到小说《神木》的版权，后来拍摄了《盲井》，当时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李杨：2000年初，我租住在麦子店附近，在朝阳区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那里看书、看杂志，想找一部适合的小说改编。后来我大学同学胡小叶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你可以看看一部写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神木》。我在2000年3月号的《十月》杂志上翻找到了这部小说，连着读了好几遍，觉得淘到了一个宝。小说里对人性的善恶、挣扎，对金钱与道德的描写，深深打动了我，这也是我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我心里说，就是它了，就决定立刻买下《神木》的影视改编权。
我第一次跟小说作者刘庆邦老师见面，就在书包里带了钱、合同，合同上的姓名我都打印好了，就是数字没填。我记得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盘煮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盘凉拌豆腐丝和两瓶冰镇啤酒。一见面我就说了我的经历，很真诚地表示我一定要做这个事。刘庆邦挺赞赏，但他也跟我说有人把这个小说拿给别人看，别人都觉得拍电影肯定是拉不到赞助，赚不到钱。我也实话实说，我说我看上了这个故事，但我是个学生，准备用在德国打拼攒的钱来拍这部电影，我有信心把它拍好。刘老师非常友善，他改编费要得很合理，我们当场就签了合同，买下了改编权，我们还举杯庆贺合作成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北青报：您拍“盲”系列时，对“盲”解读为“视而不见为盲”，您为什么要拍这个系列？
李杨：当初我决定回来时就清楚地意识到，骨子里支撑我的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我想拍电影、想当导演当编剧的话，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国。因为这里有我的根，有我熟悉的人。我那时候已经在德国之声工作了，做播音员，做主持，条件挺好的。但是我不能说我因为爱国就回来，那太虚伪，太假了。实实在在是因为生我养我的地方才有我文化的根，我只有做自己文化的东西才最得心应手。
对我来说，爱一个人才会希望他好，爱一个家才会想办法让它美好，没有人花大笔钱把别人家去装修一遍，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的家好，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好。因为这个家是自己家，家里有些不好的角落，我才不会装看不见，才会想办法给它打扫干净。关心这个国家才希望这个国家好，这是人性里根儿上的东西。
北青报：有人说看李杨的电影感到窒息；也有人说，李杨骨子里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李杨：拍电影这么多年，可以说我经历过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我要讲的是人的故事，通过人的故事，展现真实的现实，展现人们的欲望与烦恼，人性的善与恶、纠结与挣扎、多面与复杂。我觉得除了实现电影梦之外，还要肩负起一种责任和义务。我希望用电影的形式尽量真实地把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出来，进而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故事。
我希望通过揭露、批判当今社会中的某些阴暗和人性中的丑恶、贪婪、自私、凶残，来彰显人性中善良仁爱的光芒，以及社会中光明温暖的一面，套用我的好友、已故诗人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最近我不止一遍地看了《楚门的世界》，感慨良多。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不要冒险去追求真相？我觉得这是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希望能做出来一部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
北青报：您平时在生活中是什么状态？
李杨：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我是一个行动派，我觉得必须要行动，梦想是由行动实现的。比如我上大学是行动，出国还是行动，那时候出国必须要工作五年之后才批准，我就退学、辞职。人生短暂，我觉得行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能做就赶快做，比如在修改《盲道》期间，我就想不如拿起笔梳理一下自己的电影生涯，也算写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一意孤行：李杨自述》。
过了60岁以后，我尤其感觉时间越来越少，那就抓紧时间做点事，能抓紧时间玩就去玩一下，总之是不浪费时间。此外，我母亲瘫痪的七年间，我更多地要尽一个儿子的责任。去年我母亲走了，母亲去世以后，我觉得生命蛮脆弱的，如果很多事没做的话，就只能遗憾了，所以平时自己想吃什么就吃点，能出去旅游就出去走走。
北青报：您目前在做什么？未来的创作方向会有变化吗？
李杨：我之前拍的电影《不服》已经拿到龙标，我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墙内的战争》，是关于家暴的剧，也拿到拍摄许可证了，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没什么意愿投电影。虽然现在不时会觉得无所适从，但我还挺崇尚犹太人的一句谚语，“吃到肚子里的饭是别人拿不走的，读到脑子里的书是别人拿不走的”，所以我就还好，万事不求人，但可以求己。
未来的创作方向肯定会有一些改变，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能引起我心灵的震撼，但也有现实的难题，比如投资等等。我对历史也蛮感兴趣的，正在写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原来拍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去年我把这部纪录片捐给了一个民间抗战博物馆，在那里看到很多东西，当时就决定写一个剧本。把真实史料变成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比较难的就是细节，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现在剧本第一稿已经写出来了，还在修改。目前的创作阶段我只负责把这个故事写好，讲得动人。
我个人觉得，中国还没有像《辛德勒名单》《钢琴家》这样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电影。我希望我能做出来，并且有信心做下去。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
文/本报记者 李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