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艰苦的环境更能成就一番事业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校长。1980年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1999年，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为北京工商大学)。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宝国是香料和食品风味化学专家，是我国食品科学领域唯一一位专注香料研究的院士。孙宝国说，上大学时，他原本不想搞化学，但舞蹈家陈爱莲到学校做报告，讲了一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她每天都要练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这其实讲的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勤学苦练，要“干一行爱一行”。寄语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孙宝国说：“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的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跟使命，你遇到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目标和追求。”他希望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们，要分清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目标和理想，做好规划，分步实施，“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心想事成。”
离开农村到北京 实现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你是何时参加高考的？当时过程顺利吗？
孙宝国：参加高考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我一共考了4次。1977年，我16岁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的村联办中学当了一名初中物理和化学老师。年底，国家恢复高考。由于没有准备，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第二次、第三次我考的是中专，两次都考上了，但因为体检血压偏高都没过。其实我血压没有问题，就是条件反射，一体检就害怕。
第四次考试前，我抓住一个机会，脱产进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办的培训班。我准备了近10个月，最后总分413.5分，远高于山东360分的重点线，被北京轻工业学院录取。
我不仅离开了农村还到了首都北京，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还记得备战高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孙宝国：我印象挺深的。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各种报刊转发，陈景润的故事风靡全国，我们看了也很受鼓舞，大家都在向他学习。
当时在农村中学，教师办公室分正房和厢房。除了备课时间，我们几个年轻老师都会跑到厢房学习，老教师都称厢房为“陈景润小屋”。
教师进修学校准军事化管理，从早自习一直学到晚自习。老师们水平很高，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进步飞快。1980年7月9日高考结束，自己就胸有成竹了，这次肯定没问题。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吗？
孙宝国：我是从潍坊走的，在潍坊第一次看见了红绿灯，也是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北京站到学校的路线，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明白，但我比报到时间早到了一天，到北京站那天是早晨6点左右，人有点迷迷糊糊。坐公交折腾了几次才找到学校。所以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学校刚恢复重建一年，正值暑假，操场上全是草。不少城市来的学生都觉得学校条件太差了，但对于从农村来的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新京报：大学生活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孙宝国：大学第一学期，冬天，校学生会换届照合影，穿棉大衣照相不好看，我就把大衣脱下来放在旁边。结果等合影结束一看，大衣没了。当时我就傻了，没有棉大衣这冬天怎么过？第二天辅导员跟我说，“赶快写个申请，给你补助20块钱，去买件大衣。”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感受到学校的温暖，这也是为什么我上大学不愿意当老师，后来还是选择了留校。工作以后，无论是资助困难师生，还是为学校基金会捐钱，我从未犹豫过，我认为人应该有感恩之心。
学什么都要努力地学深、学透、学精
新京报：大学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哪些改变？
孙宝国：还是那句老话，知识改变命运。大学让我学到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为后来的科研和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学校会请专家来做报告，举办音乐会。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交响乐，但也会学着去欣赏。
我还学会了滑冰、游泳。记得一年冬天，我穿着秋衣到玉渊潭公园跑步，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去了却发现有人在冬泳，立马感到相形见绌，于是我也想试试。从1985年夏天起，我每周至少游6次，10月中旬天气转冷，跟我一起游泳的几个年轻的同事纷纷“撤退”，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坚持了下来，连续游了3年。下雪结冰时游泳，每次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意志的考验，战胜自我的快乐，使得我以后在科研上能够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也是在坚持冬泳期间，我考上了研究生，从此走上了搞研究的路。
新京报：对于即将高考的学子，你有什么想说的？
孙宝国：我们那一代人，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给大家创造的条件，也是这一代人的幸福。但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总要受到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包括自身、家庭、社会发展阶段等。有想法、有目标、有选择当然是好事，但客观条件达不到时，我们也要有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
所以，艰苦的环境更能够锻炼人，也更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虽然我们上学时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还有其他很多学科，无论学什么，都要努力地学深、学透、学精，才能为自己有所作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新京报记者 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