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刘倩 校对 吴兴发
距离朝阳区劲松北社区被划为临时管控区，已经过去十几天了。4月25日那天起，社区书记陈波就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力。组织核酸检测、搭建志愿小组、保障居民生活……他从清晨5点开始工作，直到夜色深沉，才凑合着在办公室睡下。
许多居民记住了陈波。这个49岁的社区党委书记，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常常骑着车把生锈的自行车，穿行在各个角落。配送、就医、弹窗……各类问题到他这里，总能得到耐心的回复。
“干嘛去书记？来坐坐吧！”居民们看到他，热情地招呼。
其中一位居民记录下了陈波的一夜——穿着白色防护服，坐在医院外的马路边，等待居民就医结束。陈波守了4个小时，不停嘱咐受伤的孩子多多休息。
“可是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上一次好觉了，”居民在社交平台写道：“这让平日很少和社区接触的我，真正感受到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伟大。”
繁重的工作不允许他记住这些细节。对陈波来说，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完成了一项普通的任务。
以下是陈波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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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已经算早的了”
最初接到此轮防疫任务是4月25日，那天劲松北社区被划为临时管控区，那天的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些天跟打仗似的，脑子都是乱的。
早上5点半，我开始布置核酸检测工作。接人、拉线、指挥……每天都如此。
跟其他社区不同，劲松北社区被分割成10个小院，各自封闭。核酸检测人员就分成11个组，去到各个楼院做核酸，基本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完工。
核酸检测只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要保障居民生活。
拿买药和就医来说，我们辖区大概有1200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三分之一，许多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有的还患有癌症，就医需求比较大。为此，我们成立了好几个志愿小组，收集居民的需求，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由医生统一研判，然后给病人反馈。
有些病人需要闭环转运——我们就要帮忙联系医院，然后由急救车转运，还要有一名社区干部陪同，协助缴费、填表等。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4月28日。那晚我值班，一位年轻的父亲急切地找来，说孩子意外摔倒，牙齿脱落血流不止，希望可以尽快就医。我们很快联系120闭环转运，到达医院时已经是深夜12点。
我们社区距离疫情风险点位很近，许多人的健康宝都出现弹窗，我也不例外。但我忘了弹窗这回事，所以去了医院也进不去，只好穿着防护服坐在路边等。
那几天降温，夜晚很冷，四周很空旷。我一遍遍琢磨，接下来疫情工作怎么推进，志愿者队伍怎么建立，居民买菜就医怎么更方便……回到社区时已经将近凌晨5点。我闭上眼，试图休息一下，但脑子里装了太多事，没睡踏实。三四十分钟后，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我还需要对接街道的职能部门，协调物资支持，组织下沉干部、支援单位、保安保洁等人员协同作战……绕着社区走一两万步是常事，基本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已经算是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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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和一股干劲儿”
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社区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在一起坚持。
原本劲松北社区居委会有19人，但此轮疫情暴发之后，有人被派到其他核酸检测点工作，有人居家隔离，有人去支援封控区和兄弟社区，最终只剩下13人。
我们想自己扛下来，但很快发现人手不够。好在很快就有20多名下沉干部和其他街道的30多名社工来支援我们。他们有人负责取药，有人负责配送，有人维持秩序、接听电话。但要撑起社区的“最后一公里”服务，我们还需要更多人手。
劲松北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虽然登记在册的党员有700多名，但许多老党员已经搬到子女家中，剩下的党员志愿者，年龄也大多在七八十岁。疫情之下，我不希望让他们再劳累，所以我琢磨着要成立一个新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志愿者队伍。
5月1日，我开始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招募书。起初，招募效果并不理想，我就主动跟有意愿的居民沟通，后来有些居民也看到，社区确实面临人手不足的困难，就主动找到我，希望能出一份力。
现在，这个志愿者队伍人数已经突破了60人。他们当中有学生，有宝妈，还有个十四五岁小伙子很想参与，我们只好让他跟着父亲一起帮忙。
大家的工作多是和人打交道，每天都有新问题钻出来。生活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弹窗如何解除，孤寡老人怎么办……很多居民没有经历过封控、管控，他们不安心，我们也都理解。
解答疑惑、疏解情绪，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工作。我一个人每天就要接听至少200通电话，以前能挺一天半的手机电量，现在一个上午就用掉一半。10天下来，很多人嗓子都哑了。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和一股干劲儿来做。
实际上，我们也是生手，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社区封控、管控，很多东西都在摸索中。
比如疫情刚开始时，居民们一窝蜂地聚过来询问，秩序乱了，我们就得迅速应对。作为整个社区工作的调度者，我只能捋顺流程，一个接一个地尽快解决那些难题。
一开始我把工作想简单了，以为跟过去一样，打个冲锋，就扛过去了。但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表比我们预计的要长。欣慰的是，居民们还是很配合的，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基本都能保持秩序。更多人和我熟悉起来，有时候我去开会，他们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干嘛去书记？来坐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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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
我家不在劲松北社区，在附近的农光里社区。4月25日接到防疫通知后，我几乎日日住在办公室，就躺在短沙发上，一台吊灯整夜开着。这十几天里，我只回家过两次，但这已经比许多社区书记幸运多了。
回家主要是为了看看75岁的母亲和77岁的父亲。他们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只有我一人照顾。他们都是党员，能够理解我的工作，但作为孩子，总会挂念他们。
第一次回家是4月27日深夜。回家前，我的辖区查出一管样本阳性。因为我当时身体不适，同事们担心我，替我去住户家二次核检，我留在社区一边忙其他工作一边等结果。很快，速检结果显示为阴性，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同事劝我回家看看，顺便换换衣服。到家已是晚上10点多，父母还没休息，我给他们讲讲近况，安慰他们疫情很快就结束了，希望能缓解他们的焦虑。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12点多，连日的疲惫让我睡得很沉，凌晨3点，我突然惊醒，看到了一个小时前来的一条短信——辖区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前的阳性样本核验的最终结果仍为阳性。
看到通知，我脑袋一时发蒙。简单收拾行李后，立刻返岗。
其实疫情这两年多来，我们社区的防疫工作没断过。比如我们一直坚持入户宣传，鼓励老人接种疫苗，还经常抽派人手支援其他街道。此轮疫情之前，我们已经在超负荷工作了。
遇到困难，党员、干部先上，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我们这些社区干部，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但大家一刻不敢放松，生怕一旦躺下休息，就干不动了。
这是我离疫情最近的一次，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职责所在。可当我看着两位年轻的同事进入封控区支援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自己去顶替他们。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高血压困扰着我，肾脏、血管也陆续出现问题，2018年调到劲松北社区后，老旧小区改造和疫情防控两头忙，有时工作久了，腰和胸口就疼得不行，后背都是麻的。
这些我从没跟别人说过，因为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我不能泄气，不能把队伍带散，只能咬咬牙顶过去。或许这里解封后，我们还将去其他地方支援。现在只能忘掉其他琐事，顶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
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社区书记总会互相鼓励、彼此劝慰：还是要坚持下去，一起扛过这段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