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设计师在石头上镌刻思念

“一生的情，一生的爱。来生再会。”

“愿你做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天堂安好！”

“充盈着回忆的思念，伴着纸片顺着风筝的线飞向天堂，每每想你在天边，想你时在心田。”

……

4月2日，合肥天气晴朗。沿着市区向西北方向驶出十余公里，穿过茂密的山林和热闹的野生动物园，就是大蜀山文化陵园。陵园悼念墙上数不清的想念，和春天的微风一起，交织盘旋在陵园蔚蓝的上空。

穿过石砌牌门，陵园环道上一簇簇粉色樱花开得正盛，玉兰也结出了毛茸茸的花苞。清明节前后几天，陵园迎来每年最大的人流量，处处可见手捧鲜花前来祭扫的人。

朱磊在陵园门口查验防疫通行码，李飞鸿和胡文佳在园区内销售鲜花，这是他们在清明节的临时工作。三人共同的身份是墓碑设计师，和“死亡”打交道的人。更多时候，他们是记录者，倾听故事，为逝者立碑，在一块小小的石头上浓缩一个人的一生。他们也是心理抚慰者，尝试着缝合逝者家属破碎的心。

而他们自己，目送一次次离别后，选择更好地与世界相处。　

需要“踏实沉下去”的行业

偏见是天然存在的。

2017年夏天，25岁的朱磊想换个工作，他在招聘软件上更新了简历。

在接到陵园的面试电话时，这个艺术设计专业毕业、专注建筑设计的年轻人，第一反应是“迟疑和抵触”。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领域，“人的一生接触(殡葬)有限，传统观念上，对死亡还是有一些忌讳的。”

三四轮电话沟通后，怀抱着好奇，朱磊参加了面试。第二天，部门领导带他参观了园区，并善意地告诉他，接受不了也没关系，确实有人在陵园工作两个月后，“感觉气场不合”，选择了离开。

绿意盎然的园林景观，肃穆的烈士园，干干净净、富有设计感的墓碑，跟朱磊想象中一排排冷冰冰的黑色石头、杂草丛生的环境完全不同。

小孩，青年，中年，老人；儿女，父母，祖父祖母；医生，教师，律师，建筑师，飞行员……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普通人长眠于此。朱磊意识到，每一块石头背后，都是一部个人历史，也凝结着家人的哀思。

阳光之下，花岗岩透着闪闪发光的石英结晶和繁星般的云母亮点，这种由岩浆在地下深处经冷凝而形成的岩石，有一种冰凉的温情。

更重要的是，“让祭祀变纪念，让告别变美丽，让墓园变公园”的理念打动了朱磊。

但在入职后，朱磊发现自己之前两年多的工作经验“失灵”了。

墓碑设计是殡葬与艺术的结合，没有专门的专业和课程，一切都需要跟着师傅学。

李飞鸿和朱磊一样，在过去的工作中，习惯了大线条的房屋设计。在心理和技艺的双重融入中，新手墓碑设计师首先需要明白——设计空间有限。石碑的尺寸有明确要求，这意味着“浓缩”和“控制到毫米级别的精雕细琢”。

其次，手绘图纸传递着皮肤温度，取代了CAD、3D等电脑制图。一支2B铅笔，一本线圈素描本，成为和逝者家属沟通最朴素的方式。

不同颜色和产地的花岗岩石材，线刻、影雕、浮雕、喷砂等各项工艺，李飞鸿逐个突破。“传帮带”的师傅胡文佳告诉她，生活中随处可见设计素材，“但你要明白寓意才能融合”，比如柳叶，寓意“留”，代表思念。

当地的民俗细节，更是内行人才能懂。比如碑上雕刻的花朵数量只能是单数，碑形整体上大多左高右低，高寿的人可以用红色系的花岗岩，等等。朱磊慢慢领悟到，这是一个需要“踏实沉下去”的行业。

倾听者和心理抚慰者

“这块墓碑想表达什么？”这是设计师们动手画图之前，悬在心上的问题。

答案来自逝者和逝者家属。

生平、职业、年龄、性格、爱好等因素，都是墓碑设计师需要考虑的。设计技艺之外，更需要的东西显现了出来——倾听。

2019年，李飞鸿第一次见到赵亮(化名)的父母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

这是一对体面的中年夫妇。在他们的描述中，赵亮打小就是一个可爱的神童，喜欢毛绒玩具，善良又懂事。17岁就独自一人出国念大学，在国外出了车祸撞伤了腿，怕父母担心也未吐露半分。

他们日夜盼着孩子早日学成归来。直到一通越洋电话告知赵亮突发疾病在寝室去世，这对父母如坠冰窖，从此再也未能脱身。

这位母亲啜泣着说，他们飞去英国看见赵亮时，只是觉得孩子睡着了。跟他说话，恍惚间还看到眼皮在跳动，甚至还有泪从眼眶中流出。

第一次沟通结束时，已月上中天。

这座墓碑设计的沟通，李飞鸿记不清持续了多少次。每一次，李飞鸿都静静听着这位母亲讲述，适时递上纸巾。

孩子的父亲始终沉默着，有时候背过脸看天。但李飞鸿分明看到，有悲伤从这位父亲的眼角流出。

李飞鸿还发现，手机“叮咚”一响，这位母亲会收到带着赵亮微信头像的消息。那是她自己用儿子的微信，以孩子的口吻发的“妈妈今天怎么样？”

偶尔这位母亲也会停下来问她：“他是不是去天上有更大的使命？”李飞鸿没有办法回答，只能尽力接住这样浓郁的情感。她要尽心为他们设计一块独一无二的纪念碑，“就仿佛赵亮以另一种形式陪伴在他们身边。”

最后，灰色的花岗岩切割成两道上宽下窄的流线型，代表着赵亮像“流星”一样曾在这个世界上闪耀过。毛绒玩具的照片摆在右下角，右上角“逗留”着一只白色石英鸽子，鸽子的头向上扬着，望着天空，振翅欲飞。

墓碑落成后，李飞鸿有一次看到了这位母亲的朋友圈：“儿子，妈妈今天来看你了，旁边的树枝上有一只小鸟一直朝我叫，是不是你在跟妈妈说话呀？”

她内心瞬时泛起热潮，但没有点赞，也没有回复，“我们不会主动打扰，害怕再引起伤心。”

从对石碑尺寸都没有概念的新人，到熟练完成各项服务，这已经是李飞鸿工作的第5年。她觉得自己不再仅仅是设计者，也是一个心理抚慰者，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尝试着缝合逝者家属破碎的心。

在陵园看到真情

人们对于殡葬观念的变化，入行15年的胡文佳有所感受。

2007年，胡文佳刚到大蜀山文化陵园工作时，常常会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我们想要一个大的碑，要比周边儿都大。”

那时，方方正正的黑色石碑是选择的主流，定制墓碑还较少。人们仍存有“厚葬”观念，认为只有通过传统墓碑祭祀，才能寄托哀思，体现孝道。

如今在大蜀山文化陵园，平均每年定制的墓碑在80个左右。在朱磊看来，墓碑是一个人生句号，是一个有感情的符号标记，可以借此了解先辈的故事。

朱磊承接过一个墓碑改建的设计。一对年过五旬的夫妻提前为自己购买了双人穴，但当时并没有在意穴位上的成品碑。那是一块厚度10厘米的米白色方形石碑，左上角拼接有五片花瓣的绛红色花朵造型。

直到老奶奶离世后，老爷子怎么看这朵花都不满意，“太阴柔了”。老奶奶生前是一位工程制图师，一辈子制图无数，坚韧不拔，老爷子觉得这朵花跟他的爱人“不搭”。

重新设计需要更高的成本，朱磊试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

“妙笔生花”。苦思冥想无果，在一次回家的路上，灵感却突然出现了。在白色石碑的右下角雕画一只捏着钢笔的手，再添两朵小花，最大的绛红色花朵造型就像从笔尖之下延伸出来一样。

这个创意让老爷子激动得说不出话，他说这是出乎意料的好，爱人的品格，就应该这样被后辈纪念和传承。

不是所有的家属都能好好面对死亡，朱磊也见过逃避的家属。

咨询、选位、付款、制作、验收、落葬，赶紧把事儿办了，“就是解决了。”全家人盯着这件事，全部落实完，大家就松口气，“就像过了一关。”

告别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有的家属需要仪式来缓解悲伤，在逝者后事的操办中，完成对失去的确认和对死亡的接受。

那是一个40多岁、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小他八岁的妻子因病去世后，成宿成宿睡不着，他决定为妻子办一场告别会。

现场要有玫瑰，因为她最喜欢；还要有大屏幕，可以展现爱人的美丽照片和视频。这个不久前摔伤了腿、拄着拐杖的男人，事无巨细地核对告别仪式的每一个细节。

“我在爸妈身上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这是他们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在妈妈生病这段时间，爸爸老了很多，一直忙前忙后，但没有抱怨过，只要出现在妈妈面前，他永远是笑着，只说‘没事，有我’。”男人的儿子因为疫情无法回国，视频连线说了这段话。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也让李飞鸿在陵园这个人生终点站，看到了许多真情。

除了墓碑设计，李飞鸿等三位设计师还负责陵园景观设计，适时打造一些互动景观节点，利用植物对人的疗愈作用，传达着这样一种观念：死亡并不恐怖，纪念也很美丽。

“活着就要珍惜”

与“死亡”打交道久了，人也变得沉静。“珍惜”，是设计师们从离别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

有一位中年男人，每次来到陵园后，都会在他妻子的碑前站很久。虽然只能看到男人的背影，但李飞鸿觉得，那道望向墓碑的目光一定很温柔，可能还在心里默默跟自己的妻子对话。

“看到这一幕，会觉得，又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呢？”李飞鸿唏嘘不已。

刚到陵园工作时，恰逢李飞鸿开始恋爱。男友来接她下班，常常会在园区逛一逛，看一看墓志铭，和她感叹“活着就要珍惜”。

这些年，李飞鸿觉得自己变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潜移默化吧。”

以前，面对父母的唠叨，诸如“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小孩？”她会语气不耐烦、拉下脸或者立刻挂电话，火药味很浓。

工作中看得越多，她越发珍惜和父母相处的时间，“现在这种对话是多么珍贵，总好过到时候面对一块石碑，就来不及了。”

周末回家，抱抱爸爸、亲亲妈妈，而立之年的李飞鸿，还学会了“撒娇”。以前她从来没这样做过，“我感觉他们很享受”，而她每次都感觉到内心升起一种奇异的感动。

陵园里有一座墓碑前放了一个奥特曼，朱磊每次路过，心里都不是滋味儿。一方面，他惋惜小朋友走得太早了；另一方面，作为两岁孩子的爸爸，更对一个家庭失去孩子感同身受，于是格外珍藏孩子成长的每个瞬间的照片。

“有幸做了人生终点的事”，朱磊曾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尊重生命，摆渡思念，在陵园，设计师们用画笔延续着逝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