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旬的单霁翔，穿着他标志性的黑布鞋，再次出发了。
2021年，他担任发起人和文化向导，完成了全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前两季的录制。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以平均两天一期节目的录制周期，带领“万里少年团”遍访河南、江西、福建等7个省市12处遗产地。这些遗产地分布广泛、各具特色，其中既有1987年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有2021年最新的世界遗产项目，还有名列《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正在争取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
每到一地，他除了踏访遗产地，与当地遗产研究者、保护者交流，品尝地方美食，体验非遗传承……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将承载人类创造和思想的世界遗产，透过屏幕带入普通人的日常。
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的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单霁翔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聊起目前的生活状态，他笑言：“我退休快三年了。感觉就好像没退休一样，每天还得早起去上班，只是上班的地点变得不确定了。”
如今的他工作依旧繁忙，除了发起、制作《万里走单骑》，他还参与了一档讲述北京城市规划的节目，同时在各大高校巡回演讲，当然也少不了写书。
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时，他感叹“终于有时间整理以前想写但是没时间写的素材”，退休后他得以从繁忙的日常工作和会议中脱身，有了更多时间写作。除了跟故宫有关的内容，他的写作主题还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历史建筑活化等方方面面。“几十年下来，写了有70多本书。”单霁翔总结道。
当年履新故宫博物院后，他花了5个月走遍故宫1200座建筑9371间房。也有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8年，他做了1185场讲解，超过2000个小时。直到现在，他依然每天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将热情和勤勉投注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上。
“平均每天要走一万到三万步。”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粗略估算了自己每天的行程，还不忘“萌萌哒”地调侃一下自己“做冬奥会火炬手那天走得最少，只有60米”。
在《万里走单骑》第二季即将收官时，单霁翔回到北京，在他最熟悉的中轴线上度过了24小时。“万里少年团”兵分两路，从中轴线的两端——钟鼓楼、永定门出发，一路朝南、一路向北，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会合，伴随着日出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我们想通过这一幕告诉人们，文化遗产跟今天人类的生存、跟我们的文化传承、跟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单霁翔说，“所以要把文化遗产和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联系和意义讲清楚。其实，每天我们可能都行走在文化遗产中，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它对现实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
“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从“故宫看门人”到“世遗守望者”，退休之后您从“走遍故宫每个角落”到“用脚步丈量中华世遗”，对于这种变化您有什么感触？为何选择用综艺节目的形式推进世遗保护工作？
单霁翔：以前在故宫每天要走几万步，也会和观众交流，问问他们需要什么，不过更多的是检查安全、环境卫生等各项工作；包括之前在文物部门工作，到各遗产地去，也是带着任务，去推进工作的。现在再去很多遗产地就不一样了，是通过节目带领观众走近这些世界遗产，讲述遗产地的故事。
中国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很多遗产地人们耳熟能详，也有很多遗产地人们叫不上名字；有的，人们去过，但大多数，人们都很少去。其实世界遗产是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最重要、价值最高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还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没有成为人们的知识，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人们了解。
我一直从事遗产保护，去各个遗产地的次数很多，每次去都有不同体会。我就想通过节目的形式来和大家交流这些体会。
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西湖、苏州园林、鼓浪屿，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从什么样角度去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比如西湖不仅有自然美景，更重要的是文化景观。比如苏州园林，每一处园林各不相同，不是千园一面，每位园林主人营造的时候都倾注了很多心血，如何叠山理水，建筑的布置，植物的配置，家具如何设计，都有所思考，才能让园林形成诗、书、画的意境。
第二种是鲜为人知的，虽然是世界遗产，但是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听说过，比如像花山岩画、元上都遗址、土司遗址等。我们希望介绍这类遗产地的状况、价值。
还有一些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一个城市中，人们应该如何参观？如果希望了解遗产的话，什么样的路线合适。像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11处遗产要素分布在嵩山广阔的区域，如何理解一个完整的“天地之中”概念？像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为主题，如何从泉州众多的遗产要素中提炼出这个主题？这样的内容会让人们慢慢熟悉世界遗产，对遗产保护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当然像大运河、丝绸之路、万里长城等线性文化遗产，需要更多宣传。
我特别希望跟年轻人交流这些文化遗产的话题。但是我发现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都有变化。现在很多年轻人接受信息的习惯在不断变化、使用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应用手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所以视频节目，比如像《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这些收视率比较高，尤其年轻人收看的比例比较高。我如果写书的话，比较多的可能一本总印量也就是五六万册，就算一本书可能有两个人看，毕竟也就10万人左右。但是一个《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上线就9000万人次观看，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还是适应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来做一些大众的文化传播。这样可能更适应人们接受信息的现实状况。
记者：《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节目从良渚古城遗址启程，第二季则从洛阳出发，以北京中轴线收尾。在遗产地选择上，您是如何考量的？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第一集，我们选良渚古城遗址，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当时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55处世界遗产中最新的一处，就是刚刚申遗成功，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第二个，更重要的，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圣地。中华5000年文明，在国际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只有3000多年是实证的。通过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就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我们想把这个故事讲好，所以选为开篇第一集的选题。
第二季选洛阳作为第一站，因为洛阳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洛阳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又是隋唐大运河的起点。唯一一个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交会的城市就是洛阳。所以历朝历代在这里建都，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我们想以这个节点作为引子，所以选择了洛阳开篇。这季结尾选择了北京中轴线。中轴线是一条从钟鼓楼到永定门的7.8公里的古都轴线。一方面整体呈现，另一方面重点表现中轴线上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空间，这样分成两集，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通过这样的结尾表明文化遗产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在的，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这一年您为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直行走在路上。回顾这一路，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单霁翔：中华文化遗产博大精深，非常丰富。因为对文物的概念，每个人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一些收藏家认为文物就是那些古物、古董或者古玩。考古学者研究的是出土文物上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古建筑学家研究的是建筑在历史上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合理利用。但其实文化遗产与人类生存、文化传承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和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想告诉大家，人们每天都可能行走在文化遗产中，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和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莫大的帮助。
通过节目，我们希望让观众感受到原来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博大精深。今天不仅局限于文物保护，而是已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这种转变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遗产不仅有文化的，还有自然的。比如庐山是文化景观遗产，武夷山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一方面既有非常壮美的山形水系、自然环境，还有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有历代文人慕名而来，在这里有很多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创作，比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第三方面留下很多文物古迹，特别是像朱熹在武夷山和庐山都设立了书院。白鹿洞书院还是著名的书院，也是四大书院之一。这就把自然和文化融合起来，人们不仅关注保护文物建筑本身，还要关注自然环境。
第二，不能把文物看成是纯粹的、静态的东西。我们走访了很多活态的遗产，比如像西递、宏村，人还居住其中，两个古村落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特别是像景迈山古茶林，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住在这山上，特别是布朗族和傣族，世世代代生产普洱茶，是一个活态的传承过程。
第三，文化遗产不仅有古代的，而且有现代的、当代的。它不是凝固在一个历史阶段，而是历代传承的。比如大运河以及北京中轴线，是有生命的。大运河今天还在航运、灌溉，还在美化城市的气候和环境。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建筑是当代的，但也是中轴线遗产的组成部分。
第四，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点，还是一个面，比如泉州和景迈山是一个范围。但是也不仅是一个面，还是一条线。比如北京中轴线、长城、茶马古道、大运河、丝绸之路，是文化线路。它不但是商品贸易的线路，更是文化交流的廊道，不仅带动了周围城镇的发展，也增进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第五，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那些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还要保护普通人生活、居住、工作的建筑和环境。比如大量的历史街区，包括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乡土建筑。还有那些商业老字号和工业遗产。这些都寄托着人们世代的乡愁。
第六，也是我们在节目里比较注意的，文物保护是保护物质的遗产，但是节目中大量展现非物质的遗产，几乎每一集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的传承，当地民俗、地域文化的传承。我们希望告诉大家，非物质遗产和物质遗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记者：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录制过程中一两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您感受也最深的故事。
单霁翔：我们在每一期节目中都能感受到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保护遗产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比如有一家三代人守护武当山；守护土司遗址的老爷爷，如今他的孩子接过了守护的工作。比如庐山监测中心的主任，她一家四代在庐山上，参与文物保护。
比如在大足石刻，大家看到千手观音修得很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千手观音修复前的样子。尤其是汶川地震后，千手观音的大量手指头都存在病害，有的一只手甚至有一二十种病害，文保人员为每只手建立档案，用十年时间精心修复，过程很艰辛，很多文保人员的身体都受了伤。
还有大足石刻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老人，今年80多岁，守护北山石刻20多年。他不是简单的日常看护，而是认真研究。今天他能够详细讲述这些石刻的故事和价值。他还用2年多的时间，画了23米的长卷，把北山石刻当时的状况清晰地记录下来。在世界遗产专家们面前展示过，为大足石刻的申遗做了贡献。
在每一处遗产地都有很多文物工作者和当地民众，对这些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努力和他们这种对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热爱，让人感受很深。
年轻人参观博物馆不再是“到此一游”，而是享受文化
记者：去年，世界遗产大会第二次在中国召开。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有哪些成绩和不足之处？如何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单霁翔：这些年文化遗产保护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目前的差距比较大。如今，我们的博物馆已经从每年只有两三亿人次参观，扩大到五六亿人次。但是我觉得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与14亿人口的总量相比，这样算起来平均两个人一年才走进一次博物馆，这跟有的国家所公布的参观数据，一个人一年两三次走进博物馆，相差太远了。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思考，博物馆怎么把文物更多地展示出来，怎么讲好文物的故事，开放更多的场所，更多的古建筑经过修缮后被合理利用，而不是“锁”起来束之高阁。我认为，越合理利用，文物会越健康；越封闭起来，糟朽得越快。
我们今天对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技术，要与现代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有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文物的保护和日常的维护中。比如故宫博物院建立故宫文物医院，就是运用大量的新技术，每修复一件文物都要先进行诊断，出诊断报告，出修复方案，再科学修复；而不是把它修得越新越好，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不改变原状，使文物能够“益寿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理念指导修复，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基层的文物机构，无论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科学研究还是文化服务，都应该得到加强。很多基层机构，现在无法满足文物保护任务的需要。比如一个文物大县可能有数百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往往只有几个人员编制。这些员工难以承担这么多的保护任务。如果机构健全，有更多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能够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这样文物才能得到持续的守护。
记者：您曾反复提到要让文物“活”起来。在您的带领下，故宫博物院进军了文创行业，紧扣当代年轻人的需求，打造了很多“爆款”，也引起了各地博物馆等纷纷效仿。打造文创IP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研发文化创意产品和鼓励文化创意是为了感染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那些来到故宫和没有机会来故宫的观众，让人们更加了解故宫博物院。这就是说如何使故宫文化融入人们现实生活？这就需要研发数字技术的文化产品。比如通过互联网举办丰富多彩的网上展览；通过APP呈现各种文化的、藏品的、建筑的内容。比如“每日故宫”，每天推送一件(套)图文并茂的故宫藏品信息。比如通过数字技术制作一些短视频、影像和一些人们可以参与的活动。
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观察，挖掘人们生活中需要什么，然后与故宫文化资源结合，这样文化创意产品就可以走进人们现实生活，因为它不但有知识性，而且有实用性。到了2018年底故宫博物院已经研发了11900种文化创意产品，这些文化创意产品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在传统文化的陪伴下，慢慢喜爱上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到文化的传播中，扩大了故宫的影响力。
我感到，一个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经验就是文化创意产品一定要突出“创意”两个字，不是模仿、复制、抄袭某个类别或是某个博物馆的产品，一定要深入自己的文物库房，挖掘可移动、不可移动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第二个经验是，一定要详细地观察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化需求，把文化资源和人们的现实需求对接、结合起来，这样才会出好的文化创意产品，才会出人们喜爱的、愿意带回家的文化创意产品。
记者：近年来，各种文博类的综艺、表演层出不穷，精品节目如“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更是频频登上热搜，您如何理解近年来文化领域掀起的“文博热”“博物馆热”？
单霁翔：随着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希望在文化方面能够有更多享受。同时现代生活节奏比较紧张，所以人们倾向于利用空闲时间，特别是等车、坐地铁这类碎片化时间接受信息。手机的普及使得工具更加便捷。所以文化传播要适应人们这种生活状态，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能接收到信息，在不同的地点也能接收到信息。因此，包括短视频在内的新的传播方式，逐渐为人们所喜爱。这种方式也要找到内容载体，比如在不久前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叫“一元‘中’始——2022北京中轴线特展”，在网上传播得很好。这就是“小活动大媒体”，通过媒体把展览内容传播出去。所谓“大媒体”就是它的内容吸引人，人们对这些内容的注意力有10多分钟就够了，不可能看很长时间。但是这10多分钟的效果非常好。包括我们《万里走单骑》也是收视率越来越高，特别吸引年轻人。这些都表明人们通过自己的手指来选择。现在内容太多了，节目太多了，要通过努力吸引人们来选择。
守住“初心”就是要“择一业，终一生”
记者：您曾经撰文指出，“文明‘无问西东’，开放方能互鉴”。这些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应当如何“走出去”？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单霁翔：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全世界各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都创造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是开放互鉴、共同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增进相互了解，只有通过相互了解，才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我们既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所以我们要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比如故宫博物院每年召开“太和论坛”，就是邀请全世界文明古国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一同探讨不同文化如何共同发展的问题。
还有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途径是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严格的程序认定的。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具有全世界意义上的“突出普遍价值”。这样的遗产，价值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委托遗产专家来考察，还会在遗产大会上集体评议，通过后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事业就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有机会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退休后，您依然选择继续投身遗产保护工作，您是如何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和勤勉，如何守住“初心”的？能否和当下的年轻人分享下您的人生经验。
单霁翔：其实我从小就和文化遗产很有缘分。我的父亲是学文学的，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游览各种古迹。这些古迹后来很多都成为世界遗产。后来我去国外留学，学习的就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回国后在规划部门工作，接触很多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后来调到文物部门工作，和文化遗产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
人的一生，有时工作会比较稳定，有时工作会经常有所变化。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有过10多次变化，我曾是建筑师，搞规划设计，不久我就去做城市规划管理，后来转到文物保护，再后来做博物馆馆长……工作内容涉及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等，其实都是不同的领域。怎么能够把这些经历融贯、综合起来，怎样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我的经验是，通过回望自己过去的经验，分析哪些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应用。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状态，要努力读书，努力尽快进入角色，使自己在新的岗位上能够充实、充满信心地工作。
守住“初心”就是要“择一业，终一生”，我一直从事和文化遗产有关的工作，一生也就会做这一件事。像故宫博物院的那些文物修复师，像在各个遗产地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像最近冬奥会上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他们也都是如此。当然，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的需求你可能会变化岗位，但不变的是要有一个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初心”。所以说，年轻人要想有所成就，就要守住“初心”，就要“择一业，终一生”。(刘小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