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法治课占课普遍暑期托管能否补上法治教育这堂课

“官方带娃”该怎么带专家提出

暑期托管，能否补上法治教育这堂课

● 法治教育不是学科教育，但是对青少年来说却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应该在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 目前很多学校虽然设置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但是却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现象。此外，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 青少年法治教育进暑期托管班，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共同发力

□ 本报记者　陈磊

□ 本报见习记者孙天骄

7月19日，北京市正式启动暑期托管服务。连日来，《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多所小学及不少家长了解到，学校开展托管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辅导学生完成暑假作业、阅读和锻炼身体等。

托管服务应该涉及哪些内容，是教育部印发《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以来，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并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多位司法人员及法学专家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治教育亟须从青少年抓起，通过培养提升法治意识，让青少年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学校暑期托管班不组织补课、不讲新课，恰可以对学生开展法治教育，补上法治教育这堂课。

暑期托管未涉法治教育

开设法治课必要且可行

7月19日中午，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附近的一家书店里，记者见到了在附近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上班的李静。“把娃送学校托管后，我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她低声告诉记者，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女儿上四年级，以前一到寒暑假就发愁，要么花大价钱给孩子报名上舞蹈等集训班，要么就带到公司跟着上班，“官方带娃”解决了她家的大难题。

北京市教委7月初发布消息称，今年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供暑期托管服务，托管服务分为两期，每期12天，以看护为主，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不允许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朝阳区一位学生家长夏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其孩子所在学校的暑期托管服务通知：托管时间为8时30分至17时30分；托管内容包括学生自习，完成暑假作业，开放教室、阅览空间、操场以及其他教育场所，组织学生适度开展体育锻炼。

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的任老师给记者展示了该校暑期托管的课程表：上午总计3个半小时，包括适度运动、暑期作业、阅读、棋类活动、眼保健操等；午餐与午休1个半小时；下午总计4个半小时，包括做手工、暑期作业、阅读、游戏活动等。

记者同时采访了上海、山东等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地区的一些学校了解到，托管服务的内容都较为丰富，但均未设置法治教育课。

那要不要在暑期托管期间开展法治教育课呢？

多位受访的家长认为，开设法治教育课是一件好事，不仅是法治教育课，还建议开设一些应急避险课程。“正好趁着暑期补一补法治教育课，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且做到不伤害别人。”李静说。

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秦硕看来，暑期托管完全可以开展法治教育。

秦硕担任法治副校长已有10年之久。7月22日中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图书馆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提出，法治教育不是学科教育，但是对青少年来说却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应该在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的孩子们获得信息是触手可及，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对法治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理解法律、正确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秦硕说。

秦硕认为，虽然孩子们对法治教育有迫切需求，但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提出来，与此相应的是，也不能低估对他们进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能够通过法治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法治意识，形成与此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让他们学会尊重别人、保护自己，成为一个不会危害社会的人，意义重大。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治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治杰说，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心就是从未成年人抓起，从小树立他们的法治意识。而法治教育不同于语数外等学科课程，它更多是一门公民人格养成的课程，而非知识型课程，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法治课程融入暑期托管班”。

学校法治课还存在短板

占课普遍普法教育欠缺

早在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今年6月印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也提出，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具体措施包括：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守法习惯；进一步完善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等。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学校虽然设置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但是却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现象。此外，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李静告诉记者，她孩子的学校开设了一门“道德与法治”课，但一学期上不了几回，还经常被语数外等课程占用。

任老师也坦言，“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在其所在学校的上课情况确实不够理想：一方面是被占用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校没有专职“道德与法治”课的老师，多为学科老师兼任，上课也是主要讲道德而鲜少涉及法治。

在袁治杰看来，这正是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目前存在的不足之一，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任课老师少有法学专业背景，对于什么是法治和法治精神也不甚了然，无法顺利开展法治教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学分校法治副校长车明珠发现，目前，小学开设“道德与法治”课，法治教育更多侧重宪法与法律体系建设、权利与义务的辨析等，需要增加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此外，所用教材均为全国统编教材，存在难以顾及地区差异、内容修订周期长等问题。以北京市为例，难以解决首都中小学生实际法治困惑，学生获得感不充分。

车明珠还发现，法治教育教材内容和教学案例中的法律知识较为抽象，如果能够辅助之以鲜活实例，会对已经具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和道德、法治认知的学生更有吸引力。

“中小学法治教育虽然按要求做到了‘进教材、进课堂’，但是在打通‘进学生头脑’这‘最后一公里’上还有短板、弱项。”车明珠说，法治教育这堂课亟须补上。

由谁上课问题亟须解决

课堂形式务必生动有趣

“暑期托管如果能开设法治教育课就再好不过了，但首先要解决谁来上的问题。”任老师说。

对此，车明珠的建议是，可以由具有法律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来上课，未检检察官长期从事法治教育宣传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优势、人才优势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优势，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围绕学生法治困惑甄选典型案例，提供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产品、课件，将法治理论融入案例解读中，激发学生体验共鸣。

袁治杰认为，除了由政法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之外，还可以发挥我国法学院校学生数量多的优势。我国有600多所大学开设法学专业，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让他们以志愿者身份投入暑期托管服务，开设法治课，有助于解决法治教育力量不足的问题。

秦硕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提出：在少年司法领域，专门从事法治教育的人士，即使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律师行业的人士都涵盖其中，相对数量还是偏小，无法满足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际需要。因此，少年司法工作，从来不是一个部门能够推动的，一定是多个相关部门、各种社会力量联动的结果。

他认为，法治教育进暑期托管班，同样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共同发力。比如，司法行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将法治教育纳入托管服务范围，学校与法治教育专业人员(如法治副校长)牵头对接，由专业人员带队展开法治教育工作。

在袁治杰看来，解决了谁来上的问题后，接下来就必须让法治课的课堂形式生动有趣，才能够吸引学生眼球，提升学习兴趣。

“不能把法治教育课程变成让孩子背诵法条，这样的法律知识对孩子也没有什么用，而且会引起反感，更会加重孩子们的负担。”袁治杰说，要让孩子理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让他们理解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框架，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袁治杰举例说，他们创作的《被挤烂的丸子店》，就是通过一次次试错让孩子们理解规则何以如此重要，更让他们知道规则是自己参与制定的。实践中，有的学校开展法治绘本创作；有的学校组织法治主题的话剧表演；有的学校组织学生制定班级规则，学生之间发生纠纷通过组织模拟法庭来解决，这些都是形式非常活泼的法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