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锁定“一号病人”的140个小时

独家|北京锁定“一号病人”的140个小时

通勤、考研、出差、照护子女……作为北京顺义此轮疫情最早发现的感染者，付刚刚的生活曾这样被北京疫情流调“勾勒”。

然而，他的感染始于一次在衬衣店购物的经历，却是北京疾控人员经历多轮流调之后，才揭晓的答案。

付刚刚确诊后的6天里，北京新增17名新冠肺炎本土感染者，3地升级中风险地区。去年12月30日，北京市疾控中心首次公开顺义局部聚集性疫情的溯源结果——付刚刚系被衬衣店员工陈萍研感染；陈萍研则是被印尼籍顾客宇淼感染。基因测序证实，此轮疫情来源为境外输入，宇淼为疫情源头。

如果说16名感染者的病例，像一个缠绕的线团；拎出一条清晰的传播链，则像是一个“烧脑”的推理故事。

究竟是谁传染谁？

一起涉及众多病例的疫情中，总有几个核心病例，如同交通枢纽，将上下游衔接，并汇向最初的源头。最早一批发病的付刚刚(去年12月23日发现的首例感染者)、解阳(12月25日确诊，在朝阳区工作)、张沉秋三人，曾被视作溯源的核心。

叶研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也是市疾控派往顺义区进行现场支援的负责人。在他印象中，张沉秋在三人里尤为突出。

张沉秋的出现带了些偶然性。她是河北人，31岁，在一家便利店顺义区货运店工作。去年12月24日下午，她到东城区进行核酸检测——并非因为有密接史，而是店里销售冷鲜食品，公司按照北京防疫要求安排员工检测核酸。

12月25日，张沉秋确诊，次日，她的密接者中有6人确定感染，其中5人与张沉秋有社交关系，1人曾搭载过张沉秋，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流调溯源，有点像拼拼图，病例就是一片一片的小拼片儿，能连起来的“拼片儿”越多，越容易形成轮廓。当时，付刚刚和解阳都是孤立病例，唯有张沉秋与新发病例明确形成关系，或能提供更多线索。这“一团”7人，成为叶研和同事的重点关注对象。

要弄清的核心问题是，7人中，究竟是谁传染谁？

或许没有什么比流调更执着于先后顺序。叶研介绍，溯源是一场逆向推理，从最新的病例，一直倒推到最初的病例，顺序对了，才能确定感染来源。张沉秋是7人中最先进入公众视野的病例，将她放在“最上游”似乎合情合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找先后，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是发病时间，但这也是不太容易搞清楚的，需要反复核实。”叶研说。

疾控人员对7人进行了多轮流调。北京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陈艳伟参与了补充调查，她回忆，首轮流调中，张沉秋称，去年12月20日，曾与病例陈萍研(张沉秋同乡、顺义华联二层衬衣店员工)同乘网约车，前往后沙峪镇的物美超市购物，但陈萍研却不记得了。在官方最先公布的流调报告中，陈萍研提及12月20日曾到爱尚鲜生超市购物，未提及物美超市。

为了明确两人的密接关系，陈艳伟对陈萍研进行了追问，仔细回忆、翻找支付记录后，陈萍研想起来了此事。

发病时间也进一步修正，一开始，张沉秋发病最早，陈萍研则称自己没有不舒服，流调人员提醒她，头疼、乏力等其他症状也算，陈萍研才给予肯定答复，出现症状的时间，也变得比张沉秋更早、成为7人中最早的一个。

陈萍研的上游位置明确后，7人的传播关系得以捋顺。陈萍研传染给了丈夫陈致、网约车司机、同乘网约车的同乡张沉秋和陈月；张沉秋和陈月，又分别传染给了各自的丈夫陈河和陈明。

让叶研兴奋的是，陈萍研的出现，将原本找不到感染源的付刚刚联系了起来。

三支合为两支

去年12月23日至25日，顺义局地聚集性疫情，共发现3名感染者，付刚刚、张沉秋、解阳。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传播关系，直接影响到传染源的划定——是同一源头，还是多个源头？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小莉负责疫情溯源工作。她回忆，最初几天，疾控人员一直试图找出三人的密接史，收获寥寥。其中，张沉秋和解阳的行动轨迹完全没有重合；付刚刚和两人有接触的可能，始终不能凿实。

首先是付刚刚和张沉秋。根据调查，两人都去过后沙峪镇物美超市，但是前后一天去的，时空上没有完全交集。考虑到人污染物品环境、再传染给人的可能性，疾控人员前往物美超市进行现场采样，结果均为阴性，重复采样，仍没有发现污染，两人的关系未被建立。

那么，付刚刚和解阳有关系吗？两人居住地相隔不远，付刚刚曾去过顺义华联商厦，华联商厦离解阳家很近，不到一公里，但没找到两人同时前往的线索；付刚刚曾坐公交车路过顺义区医院，离解阳家很近，但还是没有直接证据，两人的关系，也建立不起来。

陈萍研的出现改变了局面。

陈萍研是顺义华联商厦二层衬衣店员工，去年12月17日曾前往商厦上班。据付刚刚自述，12月17日，他曾前往顺义华联商厦(顺义店)的地下一层和三层，未前往二层。

距离这么近，真的没有接触过吗？

叶研介绍，疾控人员随后再次前往商厦调查，找出了当日的监控视频，发现付刚刚是去过二层的，且在陈萍研工作的店铺中停留了二十多分钟，相比之前似有若无的线索，这个证据非常有力。

付刚刚因此与陈萍研等7人关联起来。三支“队伍”合为两支，只剩下解阳这一孤立病例。

最后一块拼图

解阳“入队”，是在无症状感染者宇淼被发现之后。

病毒究竟从哪儿来？叶研介绍，疾控内部有多种设想——可能是境外输入病例带来的，也可能是冷链进口货品附着的，甚至可能是本土直接发生的，但都不能验证，直到宇淼被确认。

流调的同时，溯源的另一个手段——全基因组测序也在进行。

PCR核酸检测的原理，是通过比对样本中能否扩增出新冠病毒的几个关键基因片段，确定被采样者是否感染；全基因组测序，则能彻底分析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新冠病毒有多个流行株，全球各地区流行的毒株不尽相同，将一个基因序列与全球的基因库比对，通过找到最相似的毒株样本，就能提示出病毒的地理来源。

付刚刚检测阳性后，疾控部门很快采集了其新冠病毒样本进行测序。去年12月25日，王小莉拿到结果，发现其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2.3，是东南亚地区近期流行的一个毒株，不是北京、也不是国内既往的病毒毒株。

这是一条明确提示境外输入的信息，之后，疾控人员开始在既有病例中寻找境外线索，发现与解阳共同居住的室友宇淼来自印尼。随即，紧急对宇淼进行核酸与抗体检测，当晚的结果让王小莉十分激动——虽然核酸阴性，但IgM抗体为阳，提示其感染或曾经感染。对其居住空间、工作空间进行环境采样，也检出了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证实其排毒。

解阳与宇淼的住处，离顺义华联很近，宇淼与陈萍研是否有传染关系？叶研介绍，进一步调查发现，宇淼去年12月13日曾前往华联，与陈萍研近距离接触。

这成为最后一块拼图，将看似无关的解阳、陈萍研7人在传播链上“汇合”起来。

传播链水落石出

宇淼或许就是一号病人。但他是在其他病例之前感染的吗、又是被谁感染的？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宇淼虽居住在顺义，实际是一名印度尼西亚籍的男性青年，长期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流调发现，宇淼去年11月26日从印度尼西亚入境，在福建接受了14天的隔离，核酸检测为阴性。12月10日，他搭乘厦门航空MF8109次航班，由福州机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王小莉回忆，锁定宇淼后，他们调查了福建当日的疫情信息，发现确实有境外输入病例；调查了宇淼入境当日从印尼抵达福建的航班，只有一架；向福建当地疾控要到了输入病例的报告，发现宇淼与其同排乘机、中间只隔了一个座位。宇淼很有可能是被该病例传染。

去年12月30日，福建省疾控中心反馈了对与宇淼同排的印尼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北京市疾控中心比对发现，核苷酸相似度为99.99%，高度同源。综合测序结果，宇淼等14例感染者及5份相关环境病毒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感染来源为境外输入。

此外，宇淼被收治入院后，工作人员在其粪便样本中检出了核酸阳性。王小莉解释，一般而言，呼吸道标本阳性，要早于消化道标本阳性，这个线索提示他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了。

庞星火表示，综合调查证据，此次顺义区局部聚集性疫情为单一传播链。宇淼为聚集性疫情源头，抵京后将病毒传播给室友解阳，又在购物期间传播给陈萍研。

陈萍研在工作期间，传播给了首例感染者付刚刚、丈夫陈致；共同聚会、购物、乘车期间，传染给同乡张沉秋、陈月；乘坐网约车期间，传播给司机王炎。

王炎在共同聚餐时，传播给了网约车司机马玮(去年12月28日确诊)；张沉秋、陈月分别传染了其丈夫；此外，三名丈夫与陈月均在金马工业园内工作，通过共同工作和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导致5名同事感染。

至此，整个传播链水落石出。

此次顺义疫情的传播链条。制图/师春雷

“破案”背后

此次顺义局部聚集性疫情，规模似乎并不大，6天仅发现16名感染者，上一轮新发地疫情时，一天就曾新增36例。

但不多的病例背后，隐藏着大量的一线工作。

叶研介绍，每个病例都伴随着反复的流调、现场采样和庞大的密接者管理。流调报告是分析与采样的基础，很少能一次搞定，尤其是最开始的阶段，病例少、线索少，不知道什么信息是关键，需要巨细无遗地询问；后期出现新线索与新假设，需要前期病例补充和验证，就要再次追问；患者自身状态不好时，流调的时间缩短，次数则必然增多。这次疫情中，有的单个病例流调，超过十次。

现场采样基于流调报告。最初的流调报告出现后，采样员要去关键点位调取录像、划定密接、环境采样。随着报告更新、病例新增、病例间关系浮现，一个场所可能要重复去多次。

密接者管理同样不易，一个病例的密接基本近百人。顺义区常委、常务副区长支现伟介绍，截至去年12月30日12时，顺义已追踪排查到密接者1239人，均已实施管控。密接的密接数量则更为庞大。

为了完成对这十几个病例的调查、密接者的管理，北京市疾控中心派去现场20多人，后方溯源、检测、信息整理等工作投入上百人；顺义区疾控中心全员参与，丰台、大兴、房山、门头沟等区疾控也派去支援人员；一些区虽无确诊病例，接到横转的密接者，也要展开管理。“疾控系统投入了多少人，具体没有统计，但总数应该是过千的。”叶研说。

除了疾控系统，公安部门、顺义区乡镇政府、街道、涉及单位，都承担了重要的工作，为流调溯源与疫情防控出力。

除了难以察觉的付出，病例背后，还隐藏着人生百态。

付刚刚一时在舆论场中火了，因他的生活被通勤、考研、出差、照护子女所占满，有网友为他取外号“励志哥”；金马工业园区的几起病例报告后，其白日上班、夜晚兼职、陪护伴侣等生活状态也引发感慨。

也有人心怀担忧。

“传染病病人很难避开歧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主任医师窦相峰表示，去年以来，不少新冠患者及密接者隐私遭到泄露，一些因此受到网络暴力；确诊之后，感染者会不会受到社会排斥、单位处理，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地？

“他们也是受害者，很多生活不易，连孩子都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善待。”窦相峰说。

对话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归常态

新京报：这次疫情规模比较小，流调溯源和新发地那会儿相比，有没有更轻松点儿？

庞星火：这次病例虽然少，但溯源仍然不易。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不明源头的本土病例，大家心态比较放松，人群流动大，聚集也多，轨迹很复杂；突然冒出来一个病例，最开始的那几位还关联不上，这些都增加了难度。后期病例增加，证据增多，流调才逐渐明朗起来。

新京报：我们发现一个变化，去年12月23日到25日的几个病例，都是偶然检测或者主动就医发现的，26日往后基本都是密接确诊了，这说明什么？

庞星火：说明我们管对了，管的人里出现的病例是正常的，如果管控范围外出现了病例，就说明病例和密接还没找全。后面没再使劲儿冒，应该不会有更强的聚集疫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