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两头婚”研究者：为什么兴起在江浙，家庭内部如何协商
“男不叫娶、女不叫嫁”“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不是娶媳妇”。近日，一种被称为“两头婚” 的婚姻模式引起人们关注。
赵春兰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她就关注到了“两头婚”的现象。2020年7月，她与其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合作的论文《论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乡村婚育模式嬗变的田野观察》发表在《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该文以位于浙江杭州西郊的水村为研究案例，探讨浙北水村“两头婚”“两头姓”的婚育模式。
赵春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两头婚”的婚姻形式中，凡事 “好好商量、不斤斤计较”是婚姻和谐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赵春兰说。
“‘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包括孩子跟谁姓”
澎湃新闻： 什么是“两头婚”？定义是什么？
赵春兰：首先我想要澄清一点，之前媒体报道的所谓“两头婚”中提到“两头”是指各自住各自家，这点是不准确的，不是各自住各自家。而是两边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间。
2020年7月，我和导师范丽珠发表在《河北学刊》上的那篇文章其实讲得很清楚，整个“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包括孩子跟谁姓的问题，是一个充满协商的过程。
“两头婚”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结婚的时候，“男不叫娶、女不叫嫁”，两边都没有聘礼上的往来。
另外一个特点包括生两个孩子，这基本上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因为两边都需要子嗣的延续。
最后，孩子的姓氏也基本上需要相互商量，一边一个姓。此外两边住也是比较典型的特征，不是单指住男方家或者是住女方家，而是两边都兼顾。
澎湃新闻：为什么“两头婚”兴起在江浙一带？
赵春兰：我想能够流行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独生子女家庭本身有家庭继替、财产继承、养老方面的困境，而另一个方面，此前“双独二孩”的政策也为这些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江浙一带农村社会的结构还是超实心状态，与西北或者中部农村的空心化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是“超实心”？因为年轻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或者他们的就业机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超”字是因为在这里，不仅年轻人不愿意离开，外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我以浙江水村为研究案例，虽然浙江水村正在经历征用拆迁，但是它还是相对完整的社区。这种小范围的社区，本地人与本地人的结合变得很重要。两边的经济实力又相当，两边都有传宗接代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两头婚”的家庭中大部分都是拆迁户。
赵春兰：也不一定，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因为拆迁了就选择两头婚。以浙江水村为例，是因为他们在城郊接合部，所以就有拆迁这种现象发生。“两头婚”的家庭是不是有很多套房？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房子只是他们财富其中的一个部分。
“‘两头婚’要和谐，好好商量很重要”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两头婚”需要通过协商来达到婚姻生活的平衡。
赵春兰：对，我觉得协商是一个主要特点，另外这种平衡涉及到整个大家庭的相处能否和谐，很多时候这种平衡是依靠妥协来达成。
说到“两头婚”的协商机制，其实能够接受“两头婚”后，很多东西就变得自然而然。一开始结婚的时候，需要协商的东西很多。比如孩子跟谁姓，婚房怎么做，聘礼要不要下，因为这些都关乎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所以协商性很强。但是随着生活步入正轨，两个家庭能够比较好地相处融洽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协商，大家都好说话，好商量。
澎湃新闻：“两头婚”家庭最在意的是什么？
赵春兰：我觉得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最开始会有“两头婚”的原因。
澎湃新闻：“两头婚”的婚姻形式是进步吗？
赵春兰：我之前在澎湃新闻发表过一篇口述，当时我们用的标题是“传统和现代在这个村庄和解”。我个人认为概括得非常好。但是传统和现代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学者给的词汇，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化解了独生子女家庭传宗接代、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家庭，还有养老等一系列生活难题。
澎湃新闻：“两头婚”成功的案例有哪些特点？
赵春兰：“两头婚”成功的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父辈之间要好好商量，不要斤斤计较，如果要成功必然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两头婚”有婚姻失败的情况吗？
赵春兰：一个家庭婚姻失败，我觉得大部分情况还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些特定原因是“两头婚”导致的。比如说我最近看到新闻，说在江浙一带，一对小夫妻三个月不到离婚了，两个人因为生的孩子跟谁姓闹上了法庭。这个应该算是典型的“两头婚”失败的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两头婚”要想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一是双方的父母得懂得妥协，或者不计较、开明；另外，两边的小夫妻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主张，有负责的态度。
澎湃新闻：我们在采访“两头婚”的亲历者过程中，有受访者说，提出“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多半是女方家的要求，因为这样能保全女方家的姓氏能够往下传。你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赵春兰：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男性也是有很多考量在的。
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比如男性父母也会考虑到自己养老问题、整个家族后代财产延续问题、情感陪伴问题。接受“两头婚”，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双方都有同样的需求。
其实现在女性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江浙农村也是一样。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在城市里，很多家庭是愿意跟外婆住在一块的，这种现象我的理解是因为女性话语权大，只要是自己的妈妈愿意给带孩子，多半是不愿意奶奶带的。
“‘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两头婚”实际上是父母更多地干涉了年轻人的生活，你怎么看？
赵春兰：我认为这只是人们的一个假想，与大多数实际情况是不符的。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因为它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说，在养老方面，“两头婚”很好的解决了两个家庭的情感需求问题，两位本地男女青年自由确立了恋爱关系，当他们去讨论婚嫁关系时，父母也会为他们做一些妥协。
同时小夫妻本身也有孝心，想在当地既能照顾父母，又能享受生活，这是大多数选择“两头婚”家庭的实际情况。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年轻人就应该走出农村，否则就是父母在干涉年轻人的生活，这其实只是假想，与实际情况并不符。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两头婚”这个形式跟现代婚姻所提倡的婚姻独立自主有所不同，你怎么看？
赵春兰：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两头婚”，就会看到，它既跳出了政策调控，也跳出了个体本身，而是选择了在江浙小社会这样一个圈里，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或是社会制度安排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婚姻形式。
我一直想强调的是，“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它是社会整体的一种积极尝试。另外，就算从个体层面来说，当然有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接受这种婚姻形式的人。我可以分享一位“两头婚”的女性亲历者对自己婚姻形式的评价，她说：“我觉得‘两头婚’更加体现了老一辈的开明，给了年轻人更多的自由去做选择。不会像老古董的思想一样，觉得我女方家一定要招上门女婿的。”所以，指责“两头婚”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看法，我不太能够认同，我想，也是“两头婚”的亲历者不同意的。
澎湃新闻记者 喻琰 实习生 严兆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