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工作助理辛业芸等人追忆怀念袁隆平院士我有责任把袁院士精神传下去
5月22日，是袁隆平院士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在袁隆平逝世一周年之际，新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他的工作助理辛业芸、“爷爷的水稻田”项目发起人曾松亭，及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共同追忆怀念袁隆平院士。
袁隆平院士工作助理辛业芸 我们现在按袁院士生前部署继续工作
辛业芸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隆平画传》作者，1996年开始担任袁隆平院士工作助理，长达25年。
我要重新认识他
新京报：在袁院士身边工作25年。他逝世后，你觉得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有遗憾吗？
辛业芸：袁院士去世以后，深深的怀念使我会沉下心来思考，重新认识他。我在他身边工作25年，尽管是那样地熟悉他，但他离开以后，我一下子觉得，他健在的时候很忙，我也跟着他忙，好多事情没有时间细细了解，很多话还没有亲口问他。现在他去世了，才发现失去了就永远地失去了，却再也没有机会了，真的很后悔，成了永远的遗憾。
在档案室待两天查看袁院士生前档案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对袁院士又有哪些新的了解？
辛业芸：为了重新认识他，去年年底，我特意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档案室，在里边待了两天，专门查看袁院士生前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两天，从早上到晚上下班，我一直站在档案室的窗台前，翻看泛黄的档案，沉浸在档案资料呈现给我的回忆或想象之中。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使我感触很深。1964年他率先开始研究水稻的雄性不育以来，他带领助手研究了6年还是没有找到不育株率和不育度均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当时的研究陷入了绝境。的确，袁院士的学生李必湖老师在近段的一次回忆中也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在档案室，我看到了李必湖、尹华奇老师1969年到云南元江加速育种的实验档案。他们二人的实验记载本字迹很工整，试验材料很多，信息量很大。我看到在李必湖老师的记载本上也有袁院士的批注。
而在尹老师的实验记载本上，我发现那段时间他反复在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关于情绪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所说的“山穷水尽”，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境。我才想象出那段经历实在太艰难了。
我一边翻看档案，一边想象当时他们在云南田间地头讨论的场景，袁院士拿着他们二人的记载本仔细研究，仔细分析试验情况，讨论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后来他提出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探索研究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新途径。
1982年，袁院士赴菲律宾马尼拉参加水稻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在会上，把袁院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在袁院士80岁生日时，斯瓦米纳森博士致贺信，并高度评价他：“没有人认为自花授粉植物——水稻，能够取得商业化的成功。开发利用其杂种优势，你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这种“你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太了不起了，后来我把这句话用作我向国际培训班学员介绍袁院士生平事迹与成就贡献时的课件标题，我能感受到，培训班的学员听完之后都肃然起敬。
研究中心出专辑纪念袁院士
新京报：过去一年，是如何纪念袁院士的？
辛业芸：袁院士逝世后，我们研究中心《杂交水稻》杂志就策划在袁院士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出一本专辑来纪念他。前两天我拿到了专辑，里面有他的学生、朋友、助手等人写的上百篇回忆与纪念文章。我看着自己写的文章，仍然是一边看一边流泪。我很用心地写，此刻读着仍被情绪感染。
我想起袁院士生前有一次接受采访，他讲自己下象棋，要走一步看三步。现在回头来想，很深刻。我们的很多工作，他都提前作了战略布局，我们现在是在按照袁院士生前的部署继续进行。
在这一年中，我不管是在接受采访讲述袁院士的故事，还是写相关回忆文章，都感到是在把袁院士的精神传递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给学生讲袁爷爷的事迹和精神
新京报：湖南省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目前进展如何？
辛业芸：1987年，袁院士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科学奖，他将1.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出，成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为了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加大基金奖励力度和范围，1996年基金会更名为“湖南省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奖励范围扩大到整个农业领域，主要奖励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湖南省内外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到现在为止，已进行12次颁奖，共奖励了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技推广应用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24名先进个人和22个先进集体。
除了发奖以外，袁院士生前十分重视乡村扶贫与振兴工作。我记得2020年10月18日，中国工程院在云南澜沧的定点帮扶项目正值新的开班培训，云南本土院士、“时代楷模”朱有勇负责在澜沧县竹塘乡蹲点指挥帮扶工作。基金会以党支部的名义组织了到云南澜沧，观摩学习。当时，我们正在朱院士的林下三七基地察看，突然接到袁院士打来电话。他对我说，“你给朱院士说，我要捐一万斤超级杂交稻种子，帮助澜沧的脱贫和粮食生产。”我听了很振奋，澜沧县的领导非常高兴，马上着急做捐赠牌，在开班仪式上正式进行了袁院士超级杂交稻捐赠仪式。为完成袁院士交代的任务，去年我们在澜沧将袁院士捐赠的超级杂交稻种子落地实施，开展培训与示范，这个故事也在当地和中国工程院传为佳话。
袁院士虽然去世了，但基金会没有消失，而是要继承他的事业、传承他的精神。他逝世前，曾对我说，一定要把基金会做大。我把袁院士这句话当成是一种托付。随着他的离世，能够承载“袁隆平”三个字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但承载着“袁隆平”三个字的基金会会继续赓续他的事业和精神。我们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在农业科技领域起类似诺贝尔奖的示范作用。为了把基金会的工作做好，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是一份责任。
新京报：你会怎么给中小学生讲袁院士的故事？
辛业芸：现在我会去给一些学生讲课，讲我眼中的袁院士。他们在课堂上都学习了袁爷爷的事迹、精神。我就给他们讲袁爷爷的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也是袁院士生前的经验之谈。每当讲课时，这些学生都很认真。我知道，他们尊敬、崇拜袁爷爷。
我希望，他们能够学习袁院士的职业精神、忧患意识、责任担当，继续他的未竟事业，实现他“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的伟大梦想，使杂交水稻事业永续发展、造福世界。
“爷爷的水稻田”项目发起人曾松亭
要让这个项目对得起袁老
曾松亭
中国作物学会特用作物专业委员会会长，2020年发起“爷爷的水稻田”项目，让青少年走进水稻田，体验秧苗之趣，感悟“汗滴禾下土”的辛劳。
袁老为“爷爷的水稻田”项目题字
新京报：5月21日，首届“爷爷的水稻田”音乐会举办。为何会采取这种方式纪念袁隆平院士？
曾松亭：袁院士虽然是科学家，但他一生钟爱艺术，尤其喜爱小提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喜欢用音乐来放松，谈起音乐，就像谈杂交水稻一样如数家珍。他曾说，“我会拉小提琴，累的时候就拉琴，可以消遣。”
在袁院士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就想用音乐的形式，向他表达哀思，纪念和感恩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新京报：“爷爷的水稻田”公益项目是如何发起的？
曾松亭：我与袁院士相识于2002年第二次国际水稻大会。当时，我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读在职硕士，2003年，我考上博士研究生，我多次来往北京和湖南之间，有空我就到袁院士家请教、交流杂交水稻研究的问题，由此结下了珍贵情谊。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种子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题目都是袁院士定的。
博士毕业后，我在团中央从事志愿服务组织工作。每次见面，袁老都不忘叮嘱我，别忘了水稻事业哦！袁老的叮嘱，我一刻未忘。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我经常组织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着我，我就想着如何让青年志愿者参与到水稻事业中来。
可以说，袁老是我人生的引路人，是最尊敬的师者，也是最尊敬的长者。2020年春节期间，我给袁老打电话拜年，并汇报了“爷爷的水稻田”的想法。他很支持，说“‘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的实现离不开青少年”。他叮嘱我一定要做好适合孩子们的课程设计。
过了几天，袁老让工作助理辛业芸通过微信发来了他题写的“爷爷的水稻田”。六个字苍劲有力，看得出他对青少年的期待，希望他们能走进水稻田，体验秧苗之趣，感悟“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养成爱粮食、爱劳动、爱科学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率真、朴实、智慧的科学家给予下一代的厚望。
2020年10月10日，我专程赶往长沙袁老的家里，汇报了“爷爷的水稻田”筹备情况。袁老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要好好干”。但没想到，这是袁老给我上的最后一节课，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新京报：目前进展如何？
曾松亭：从长沙回来后，我们就开始策划在杭州富阳开展“爷爷的水稻田”体验活动。过去一年，我们组织了幼儿园小朋友及其家长们到稻田里去感受水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一生，亲历耕耘的过程，感受水稻的生长，体味劳动的艰辛。希望他们能从体验中养成习惯，爱粮食、爱劳动、爱科学，传承中国农耕文化，传承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事业，实现袁爷爷的“禾下乘凉”之梦。
让更多青少年参与“爷爷的水稻田”项目
新京报：与袁院士相识20年，你眼中的袁院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曾松亭：袁老执着、朴实，没有任何架子，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朴。他到北京，我曾多次去车站接他，离开北京也是我去送他。我们经常就在离北京西站不远的一家湖南米粉屋吃一些简餐。袁老会点一份小炒河虾、一个青菜、一份酸辣粉汤、一份酱油炒饭。
记得2012年春运期间，我送袁老去火车站，袁老买的是一等座，一些乘客主动将自己的特等座票让给袁老。袁老觉得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花白的头发间冒出了汗，一边说谢谢一边径直向候车大厅走去。上了车，同行的工作助理辛业芸是二等座，和袁老不在一个车厢，我便提出“不如买一样的票，方便照顾”。谁知袁老严词拒绝，“这都是有制度规定的，制度能随便改吗？”袁老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
2018年10月15日，挪威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举行“中国-挪威友谊晚宴”，袁老受邀参加。那天我送他去参加晚宴的途中，说他穿得很帅气。袁老手拉着西服领让我猜这件衣服多少钱，我摇头猜不出。“只要300块呀！”说完，他哈哈大笑。当时，袁老换了一个新手机被外界关注，他说，“我没有换手机，那是给司机买的，600块。”
简单生活、朴实社交，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肯吃苦、勤努力，保持毅力、不断坚持，这些都是我从袁老身上学习到的，终身受益。
新京报：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曾松亭：继续把“爷爷的水稻田”做好，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同时保持项目的公益性质，做好管理工作，让这个项目对得起袁老。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
他从未停止探索和追求
文康农
1995年至2014年在位于洪都拉斯的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主管国际合作资源调动，2014年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2月起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
钦佩他在杂交水稻领域的成就
新京报：你2014年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后，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消除饥饿。可否谈谈你对袁隆平院士的印象？
文康农：2016年1月下旬，第五届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磋商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期间，我参观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的参考中心之一。我当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有幸与袁隆平先生见面交谈。当时，我对袁隆平先生早有耳闻，也对他在杂交水稻领域的成就十分钦佩。见面交谈过后，他对杂交水稻研究的热情和执着，令我印象尤为深刻。
新京报：去年5月22日，听到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后，你是什么感受？你怎么评价袁隆平院士对推进世界粮食安全、消除贫困作出的贡献？
文康农：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我是从杭州“国际茶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回来的路上，看到了这个悲伤的消息。人们对这位巨人的离去纷纷表示哀悼，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他在当天悲痛地追思：“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袁隆平先生因研究出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系而闻名全球，这为他赢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美誉。虽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他从未停止对高产杂交水稻的探索和追求。去世前，他还在开展耐盐碱水稻育种工作。他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数十亿人实现了粮食安全。
由于袁隆平先生和众多农业科学家的努力，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农业科技，为中国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在世界粮食安全领域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文康农：随着经济和农业的发展，中国一直在努力参与区域和全球农业合作以及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积极响应和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涉粮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粮食安全理念。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一直通过扩大双边和多边等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加强农业对话、信息共享、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是1996年以来最早在农业领域开展南南合作的国家之一。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于2009年正式设立以来，中国已宣布向粮农组织捐赠1.3亿美元，目前已进入第三期实施阶段。过去十余年间，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累计派遣了250多名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前往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教学、分享知识、技术和经验，培训活动共计超过1300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五家南南合作领域的研究与培训机构成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参考中心，其中一个就是由袁隆平先生及其团队领导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新京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养活了占全球近20%的人口。这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文康农：中国的粮食年产量连续几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实现粮食自给方面为世界树立了一个非凡的榜样。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工作议程中的首要任务。连续19年来，中国政府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重点放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上。
粮农组织将更好地与中国合作
新京报：今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40周年，也是你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一周年。未来粮农组织将与中国开展哪些领域的合作？
文康农：我于2021年起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当时中国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在与中国政府磋商探讨制定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的《国别规划框架（2021-2025）》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粮农组织更好地与中国合作，结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国别规划框架（2021-2025）》确定了“十四五”期间双方合作的三大重点领域：一是促进粮食体系转型，达成更好的生产和更好的营养，实现共同繁荣；二是增强粮食体系韧性，创造更好的环境，保护地球；三是加强国际和区域农业合作，增进伙伴关系，实现所有人更好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何强 实习生 范晓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