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无脚鸟”的万里迁徙

2019年6月1日，颐和园，雨燕在天空飞翔。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暑热时节，北京雨燕结群在颐和园、天坛、雍和宫等地展翼盘旋的场景，定格成许多“老北京人”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解暑”画面。

与寻常家燕不同，北京雨燕的体形稍大，外身羽毛呈黑褐色，翅膀狭长。

形似镰刀的双翼擦过晨昏、扎进薄雾，于夏天结束前，消失无踪。人们知道，来年春天，它们会再度现身北京，无一年缺席。

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将奔赴何地？

“这个谜底近些年才被揭晓。”

1月8日，第14届新京报感动社区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已在北京观鸟、护鸟10年的英国环境法专家唐瑞（Terry Townshend）在分享环节提到了由原北京观鸟会发起的“追踪北京雨燕项目”。

2014年5月24日凌晨，约50位中外追踪高手、鸟类学家、环志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八方亭首次碰头，将第一批迷你光敏定位仪藏于31只北京雨燕背部。

翌年5月，其中的13只在八方亭被重捕。回收数据显示，7月下旬，它们出京后，于10月末抵达非洲西南部越冬，迁徙路径往返约3万公里。

萦绕在诸多鸟类学家心间多年的迷雾，基本明朗。

“我们关心北京雨燕的生态，不仅是要揭晓雨燕迁徙的奥秘，更想保护这些神奇的旅行者。”项目现场总指挥、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及鸟类环志专家赵欣如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楔子”

北京雨燕数量从上万只减至两三千只

一颗鸡蛋的重量约为50克。

而一只北京雨燕的体重仅在31克至41克之间。

根据国际环志领域的一个普遍适用规则，为飞行动物佩戴的装置重量必须小于其体重的3%。在此规则下，适合北京雨燕的追踪器极其难觅。

但朱雷未曾预料，9年前自己的一席话，竟使追踪北京雨燕的“楔子”开了篇。

2012年4月，德国柏林，世界普通雨燕研讨大会上，朱雷在发言中强调，北京雨燕的迁徙路线至此仍是个未解之谜。彼时，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鸟类生态保护专业的研一学生。

作为“北京土著”，朱雷对北京雨燕有着一种道不明的特殊情愫。

他是原北京观鸟会（现称中国观鸟会，隶属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观鸟会）的一名志愿者，曾连续4年担任“北京燕和雨燕调查”项目的执行负责人。

在朱雷眼中，电影《阿飞正传》里提及的一生都不落地的“无脚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即是北京雨燕。

1870年，英国博物学者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在北京采集到一种区别于欧洲雨燕的标本，他将之命名为普通雨燕的另一个亚种。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因此得名。

这种偏爱在建筑和屋檐逗留繁殖的鸟类被百姓所熟知。

于北京雨燕而言，燕雀亦有鸿鹄之志。从破壳而出到衰亡，除繁殖期间需短暂降落外，进食、饮水、交配、睡觉基本都在空中进行。

它们脚不沾地。北京雨燕每只脚的4个脚趾均朝前，利于悬挂、攀附在悬崖峭壁、古建筑及墙体的缝隙中。

近几十年来，因旧城改造、农药使用等，北京雨燕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资料显示，北京雨燕已从上世纪的上万只减少到现在的两三千只。

“北京雨燕是我们身边著名的食虫益鸟，与生态环境联系紧密。”赵欣如说，想要保护它们，得从研究北京雨燕的迁徙路线、越冬地点、停留时间等信息入手。

自2007年起，观鸟会选择在颐和园八方亭做北京雨燕环志。鸟类环志是世界上公认的，研究候鸟迁徙动态及其规律的一种重要手段。

赵欣如投身鸟类环志工作始于1983年，据其介绍，基于我国环志的技术规范，一般是将金属鸟环佩戴在鸟的跗跖部（脚部）。

精妙之处在于，鸟儿佩戴的标志环就像一张身份证，有唯一的编号。但回收此类数据具有偶然随机性，高度依赖迁徙沿线地的发现者上报的信息。

“搭桥”

寻得严苛标准下的迷你定位仪

“传统环志历经上百年的回收数据，可能都不及定位仪一年记录到的数据翔实。”赵欣如说。

而定位仪的价格相对昂贵，且对操作者的技术有一定要求。也因此，观鸟会记挂已久的“追踪雨燕项目”一度搁浅。

世界普通雨燕研讨大会现场，朱雷提到，头一年在八方亭筑巢繁殖的北京雨燕中，至少有3成来年还会如期归来。

待朱雷发言结束，一名中年金发女子有些激动地走向他，称得知北京居然有一个如此稳定的雨燕“回巢点”，她喜不自禁，愿与中国的鸟类学家合作，助力揭秘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

对方即是先于他发言的瑞典隆德大学进化生态学教授苏珊娜（Susanne Akesson）。

早在2009年，苏珊娜及其团队曾给8只欧洲雨燕装上了迷你定位仪。次年，其中的6只被成功重捕。追踪数据显示，它们最终在非洲中西部的刚果盆地越冬。

在朱雷的“搭桥”下，苏珊娜开始与观鸟会接洽。2014年年初，在外方联络人唐瑞和中方联络人、观鸟会志愿者吴岚的积极“搭桥”下，观鸟会的中国专家顾问和外方专家小组达成共识，追踪北京雨燕的专家团队应运而生。

阵容堪称“豪华”：项目总策划、鸟类环志与保护专家赵欣如，鸟类生态与演化专家刘阳；来自瑞典的鸟类迁徙专家苏珊娜，来自英国的雨燕保护专家迪克，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鸟类环志、标记物专家林顿。

专业设备亦很快被锁定——一款产自英国的净重仅0.65克光敏定位仪，符合严苛的“3%适用规则”。折合人民币约1300元一台。

据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鸟类环志、标记物专家林顿（Lyndon Kearsley）介绍，定位仪整身长16.3毫米，宽6.1毫米，厚5.6毫米。

唐瑞回忆，2014年筹集到的首批迷你定位仪共31枚，其中，光敏定位仪公司捐赠了1枚；瑞典隆德大学和来自英国的雨燕保护专家迪克（Dick Newell）个人为项目的捐款，分别采购了20+10枚。

开展追踪的地点依然定在颐和园八方亭。

在北京雨燕的诸多巢址中，八方亭的雨燕巢密度居于前列。巢大概在50到100个。“雨燕奉行一夫一妻制，一般一窝2只成鸟。”赵欣如介绍。

原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透露，早在2014年初，项目准备前期，观鸟会便早早筛选出一批拥有10余年网捕、环志经验的资深志愿者。

2014年5月24日凌晨，指挥组、网捕组、管理组（分配组）、环志组、佩戴组、采样组、图片采集组（羽毛拍摄组）、宣传组、疏导组、媒体组的志愿者们配合默契，整套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地走完，仅用了5.5小时。

网捕

“摘”雨燕的手法像轻轻夹起一支香烟

凌晨2点半，5盏头灯齐亮，网捕组率先进场了。

由8张丙纶丝线网组成的“天罗地网”须在1.5小时内布下，将亭子围住。4点之后天将擦亮，八方亭的北京雨燕会陆续出巢。一些习惯从亭内柱子间穿过的鸟儿按计划将落入细软的网中，并极难挣脱。

八方亭又称廓如亭，始建于乾隆17年，面积约130平方米，八角重檐，是我国现存的最大古亭。

较之野外，八方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亭子四周并非空旷的平面，而是被许多支撑的柱子“切割”开。因此，整片大网需改装成几个部分，以填满遮挡柱子间的空隙。此外，八方亭是古建筑，在柱子上钉钉子来固定鸟网的方法断不可行。

“我们只好将细长的网杆贴靠在部分柱子上，用软绳缠绕固定，网其实是直接固定在网杆上的。”自1998年参与野外鸟类环志的网捕组骨干黄伟回忆。

还未到凌晨3点半，网已布好。

早于雨燕“苏醒”的是蝙蝠和麻雀。蝙蝠可能携带诸多病毒，若被咬伤或抓伤，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网捕组的5名志愿者均戴了2层纱线手套，蝙蝠下网后，暂时被关在笼子里，以免放飞后再次撞网。

“任务量比较大。要保证自己安全，也要避免伤到蝙蝠，还要确保速度。”黄伟说。

凌晨4点半之后，“迷迷糊糊”出巢的雨燕开始大规模撞网。

下手前，志愿者需先判断雨燕是从哪一头撞网的。鸟网不具粘性，但却能“吸附”鸟儿的羽毛，“如果‘摘’鸟方向反了，将会越‘摘’越紧、越‘摘’越乱。”

黄伟形容“摘”雨燕的手法像轻轻地夹起一支香烟。当天，佩戴组总共“夹”到100余只入网的雨燕。

“把雨燕的头从网上摘出后，再把翅膀和两条腿理出来。最后，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细细的脖子，其他手指轻轻地落在雨燕背部。”

在“摘取”雨燕和麻雀时，网捕组成员均不戴手套，黄伟解释，“手套会影响灵活性，并干扰我们下手力度的判断，容易误伤鸟类。”

在他看来，北京雨燕并不易“摘”，若运气好，几秒下网，绕得紧的，得用几分钟。雨燕属攀禽，爪子锋利，“被它们的爪子划出几道血口子算是家常便饭了。”

每一只雨燕下网后，即刻被送至一旁的管理组分类。戴过环的回收个体对巢址的“忠诚度”较高，为确保来年回收率，连续多年返回八方亭筑巢的北京雨燕，会被优先选择。

佩戴

雨燕背部和定位仪之间可推入一支铅笔

凌晨4点半，余下的所有小组同步进场。佩戴组的6人快步走向管理组领取雨燕。

如果说网捕是体力活与技术活的统一，给雨燕佩戴定位仪则倾向于巧和细。

时年39岁的梁烜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名教

研员，作为佩戴组骨干，她恰巧有一双骨节分明的巧手，十指修长而纤细。

为一只选中的雨燕佩戴好定位仪约需5分钟。同样是“裸手”操作。

算上2条加固绳，光敏定位仪的重量也仅为0.733克，不过芯片大小，将其摊放在手心，梁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安装它时如穿针引线。轻细而结实的固定绳从两侧翅膀下方套过，后在定位仪的2个小孔上打结。绳子1毫米宽，软涤纶材料，质地较亲肤。

当打结位置、松紧皆确认无误后，会在打结点刷上一层专用速干“超级胶水”，算是双重保险。

在一旁观看梁烜操作时，林顿直呼其手法专业，连连称赞。

梁烜记得，前一日培训时，待她操作完成，林顿顺利地将一支铅笔推入定位仪下方，“若铅笔不能进入，说明绑得太紧，会影响雨燕的正常活动。”

与常佩戴在大型鸟类身后的GPS定位仪不同，低耗能的光敏定位仪无法实时传回鸟儿飞经的地理位置，只能待重新捕获后下载数据。

项目论文的主要执笔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岩岩介绍，光敏定位的原理是依靠日照变化来推断地理信息，因此在春分、秋分前后和途经赤道时，定位仪会被严重干扰，导致数据出现较大误差，“优点则是较便宜，电池较轻，适宜安装在小型鸟类身上。”

放飞前的最后一步是进行生物样品采集。为此，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阳专程从广州赶来。据刘阳介绍，单凭肉眼，即便资深鸟类专家凑近仔细观察，也难以准确辨别雨燕的雌雄。

因此，明晰雨燕的性别需将采集到的血液带进实验室，“鸟类的翅膀下面有一段较明显的肱静脉，用采血针刺破血管采一滴血珠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需进行羽毛的采集，“一般是直接用手拔下少量尾羽，用剪刀剪的话提取不了羽根部的DNA。”刘阳说。

重捕

往返约3万公里的长途迁徙

时隔12个月，2015年5月24日凌晨4点半，约50位中外追踪高手、鸟类学家等再度聚首八方亭。

不过2个小时，13只身背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相继入网。“重捕的喜悦真的难以言传。”黄伟说。

在林顿的指导下，志愿者们对定位数据进行下载分析，飞行轨迹在世界地图上浮现。这是一程来回近3万公里、飞经约19个国家和地区的长途迁徙，“可称作史诗级别的。”迪克感叹道。

回收数据显示，7月下旬，上述北京雨燕出京后，先后飞经内蒙古、天山北部、中亚、阿拉伯半岛、中非等地，最终于10月末抵达非洲西南部，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西开普省“休整”约3个月。

翌年2月，越冬完毕，它们如朝圣般向着北京启程，于4月中上旬“到站”。

整段路程，它们依然在天上吃喝拉撒睡，脚不沾地。赵岩岩分析发现，北京雨燕每年有连续9个月都待在天上，“有的个体甚至在繁殖期，都很少进巢。”

而于赵欣如而言，追踪北京雨燕迁徙路径，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迁徙动态和规律，从而“对症下药”。

“毕竟，研究是保护的前提。”

他提到，在北京城市化的过程中，伴随大量古建筑的拆除，越来越多的北京雨燕不得不“另寻出路”，钻进立交桥的空隙、洞穴，楼房的伸缩缝造巢。如今，天宁寺桥、广安门桥等地也逐渐成为北京雨燕的新巢址。

他坦言，筑巢建筑物的变化系制约北京雨燕种群数量的客观因素之一，再者就是城市上空的昆虫锐减、大气污染、水污染、农药喷洒等。

此外，北京雨燕的越冬地、迁徙途中飞经国家（地区）的环境状况亦需考虑，“以及当地会不会有食物短缺或猎杀。”

追踪

“嘿，你们也来非洲过冬啦”

对观鸟会来说，只要北京雨燕的迁徙不止，追踪雨燕的路途便没有尽头。

赵岩岩透露，自2014年起，“追踪北京雨燕项目”团队连续4年在颐和园八方亭，给66只雨燕佩戴上同款光敏定位仪，最终回收到25只，“数据量足够大，满足分析要求。项目研究论文现已完稿，预计今年2月前向专业期刊投稿。”

2020年6月末，一则喜讯在观鸟会传开，开展多年的雨燕同步调查数据显示，雨燕自早年的2000只次至3000只次增到6189只次。

赵欣如认为，严谨来看，上述任一制约因素若发生改变，都会引起北京雨燕的种群数量变化。同时，雨燕自身繁殖能力的强弱变化，作为主体因素，也应纳入分析。

今年，观鸟会亦打算在5月为新的一批雨燕佩戴定位仪，“了解北京雨燕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仅是开展保护工作的第一步。”赵欣如说。

下一步，项目的专家和志愿者渴望加强国际间的保护和合作，确保北京雨燕每年的迁徙之路是绿色、安全的。

唐瑞表示，北京雨燕前一半的迁徙路径与丝绸之路非常相近。

目前，唐瑞也已向相关单位提议，希望北京雨燕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生态保护合作的“生态大使”，“这有利于伙伴国家将保护计划落到实处，共建绿色的‘一带一路’。”

梁烜能想象，北京雨燕一路跋山涉水的艰辛。

2015年5月24日清晨，当首次与亲手“绑过”的北京雨燕在八方亭重逢时，梁烜的心情很微妙：她双手触握过的仅30余克重的小生命竟能飞越高山低谷，一路裹挟着霜雾风雨、热浪沙尘后，依然惦念着繁殖的“应许之地”——北京。

万里路程，它们没有被身下的其他土地诱惑，而是以日均220公里的速度扬翅，笃定无疑地朝八方亭涌来。比它们离开时更快。

见证13只北京雨燕归来后，林顿眼中亦有微光闪烁，他轻轻点了点一位长途旅行者的翅膀，略有感慨：此前他追踪到的欧洲雨燕最终也会飞抵非洲越冬。

“也许北京雨燕路过刚果盆地时，它们会在空中互道‘你好’，‘嘿，你们也来非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