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已达4.09亿人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在响应国家少聚集、少外出号召下，群众居家时间增多、生活半径缩短，也加速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
“天气寒冷，点外卖方便又省时”“外卖选择多，想吃啥就点啥”。生鲜水果、医药保健、鲜花绿植……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生活便利。外卖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保障基本民声、增加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很多人习以为常。
但随着发展不断深入，吐槽外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外卖行业发展的“暗疾”逐渐显现，骑手被平台规则所逼无奈上演“生死时速”，“有的商家餐品不好，也无人管”“红包、优惠券套路太多”——
外卖骑手缘何成为高危行业
近日，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了解到，2020年银川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6.5万余起，其中外卖骑手违法7800余起。
“为了减少外卖行业交通违法率，确保社会交通安全，我们也是下了大力气进行规范整治。”该局秩序科负责人说，建立抄告微信群，由执法人员对违法的外卖骑手进行行政处罚，再由专人将处罚信息转至抄告群，督促快递、外卖主要责任人落实管理职责，按照违法行为，分别对违法骑手作出罚款、文明交通志愿执勤或者开除等处理决定；与邮政管理、市政管理等部门联合约谈了银川市17家快递外卖企业、2家外卖企业负责人，警示企业吸取违法和事故教训，规范内部安全管理；深入快递、外卖企业，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日常性、循环式的交通安全教育，分7次向美团、饿了么企业骑手赠送安全头盔180个，强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
“同一骑士一年内发生违反交通信号标志、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危交通违法行为，首次违规加入培训，累计2次拉灰、禁止送外卖3天，累计3次永久拉灰禁止再从事该职业；一年内同一骑手发生全责或主责交通事故（未造成重伤或死亡的）首次违规加入培训，累计2次拉灰3天，累计3次永久拉灰，发生交通肇事逃逸、骑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会永久被拉灰。”记者在交警部门对骑手们的奖惩规则中看到，交警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严管，外卖配送点也制定奖惩规则，为什么外卖骑手还频频上演“生死时速”呢？
采访中，外卖骑手们纷纷表达了无奈：“我们也不愿意冒生命安全，但是平台考核设置逼得我们必须快。”
从第一天送餐时，每一个外卖骑手就要在安全和收入之间做出权衡。用时越短，跑单越多，准时率越高、满意率越高，级别就越高、收入越高……
“我给自己设定了目标，每天收入不低于200元，再低养家就会困难。”1月18日，饿了么外卖骑手薛先生说，他有2个孩子都在上小学。34岁的薛先生从山西省来银川市创业，刚开始经营一家宾馆，生意不好。2018年，他便结束了宾馆生意，开始加入外卖平台送餐。“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1点，除去中间吃饭休息一个半小时，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一天跑40多单。”薛先生说，夏天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冬天加上补贴一个月能挣7000多元。
据薛先生介绍，外卖平台有详细的考核细则，例如：抢单后不到一分钟取消送单，扣除此订单配送费的40%；不到5分钟扣除订单配送费的60%；不到15分钟扣除100%，按照时长累加扣除比例，相应的骑手成长积分还要扣20分。送达订餐超时，小于5分钟，扣除订单配送费的10%；小于10分钟，扣除订单配送费的30%，按照时长累加扣除比例，相应的骑手的成长积分要扣20分，如果被顾客投诉给予差评，会被平台罚款50元。“成长积分多，骑手相对应的级别也就高，从接单数量、选择性等方面有一些特权，获得好评会有助于成长积分累积。”薛先生说，如果成为钻石、王者级别的骑手就一次能接13单，也就意味着能挣更多的钱。
严格的标准下，外卖骑手为了多挣钱，就会尽可能一次多接单，而要在规定时间将所有单都送到，就必须“抢时间”，由此引发送餐路途上“争分夺秒”，抄近道逆行、闯红灯等现象比比皆是。
50岁的马先生加入外卖送餐平台已有2年。据他介绍，接到系统派单要在30分钟内送达，一般他会接单并配送两三单，如果商家及时出餐，到餐厅就能拿上餐，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配送没压力；但遇到餐厅压单，不能及时取餐就会耽误配送，就怕出现差评，一个差评就会被扣50元，“一单就挣几元钱，50元等于半天就白干了。我们骑手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和商家吵架。”马先生说，一天之内超时两三次没关系，但不能超时次数过多，也不能频繁超时，否则会被外卖平台认为配送能力差，也会相应限制接单量。“骑手们闯红灯、逆行都是没办法的事儿，有的高档小区不让送餐车进小区，走路到顾客家又很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一路小跑，否则会影响下一单的配送时间。”马先生说。
外卖商家：佣金抽成25%利润被压缩
1月15日起，记者陆续采访多位与外卖平台合作的商家。
银川市一家经营炒饭的餐厅，主要以外卖为主，每个月在美团、饿了么平台的订单量能达5000单左右，但该餐厅负责人王涛告诉记者，“我们的利润不及平台扣走的三分之一，每个月外卖平台从我们这里扣走的抽成近5万元。”王涛无奈地说。
“今年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非常不容易，为了维持生意，我们只能压缩利润，忙碌下来不及平台赚的二分之一。”据王涛介绍，与外卖平台合作，佣金抽成占营业额的25%，然后经过与外卖平台协商并缴纳了保证金，抽成才会降到21%。此外，商家每个订单还要承担3元配送费，还要承担平台推出的会员优惠券，“顾客使用5元会员优惠券时，商家最少承担3.5元，有时5元全部由商家承担。”王涛说，“我们商家有权限可以关掉美团会员，但是一旦关掉，平台会限制流量，就会影响订单量。”
据银川市兴庆区新华路一家经营炸串串的小店店主曹晓明介绍，他经营炸串串店已多年，“受疫情影响，我也选择加入了外卖平台。刚开始确实很方便，但慢慢我发现，接外卖订单有时才赚几块钱，甚至还亏损。”曹小明告诉记者，炸串串定价较便宜，订单大多才二三十元。例如，一笔总价为24元的外卖订单，扣除外卖平台收取的费用，再加上补贴配送费等，扣掉成本，他的利润最终仅为6元。“有一次，长城花园西区一位顾客点了十几元钱串串和一瓶饮料，正好是就餐高峰期，我加配送费才有骑手愿意送餐，最后这一单算下来我还亏了七八块。”曹晓明无奈地说。同时，他透露，为了提高利润，外卖平台的部分菜品价格会比店内就餐高，“串串一般就一二块钱，有的就加上1块钱，即便这样有时也亏损，所以我现在一天外卖订单不多接，每天就十几单。”
在金凤区经营鱼汤泡饭为主的一家小店，该店主告诉记者，该店全部依靠外卖，利润主要靠“跑单量”，“跟外卖平台业务经理处好关系，经常参加活动，就会被推荐到显眼位置。虽然每单就赚三四元，但靠跑量，一个月也能赚四五千元。”他表示，“由于成本被压缩得很低，我只能租比较便宜的铺子，加工材料也不能太贵。”
此外，多位商家告诉记者，他们每单都会补贴配送费，有时高峰期和深夜还会增加配送费，同时消费者也会支付配送费，“有时一单配送费加起来能有十几元，但真正给骑手最多才六七元，多余的配送费全部被平台抽走了。”
消费者：步步是坑被“套住”
近日，银川市民冯春准备点外卖，他打开美团外卖平台，被“限时秒杀”吸引，他点了一份“盐酥鸡”，却被告知“单点不送”。冯春点击进入这家名叫“Bigbeer韩国炸鸡”店才发现，该店低于15元的汉堡、鸡肉卷、红豆派、大脸鸡排、年糕等近30种商品都标着“单点不送”或者“需搭配套餐”。
市民杜青红对外卖平台优惠券等表示质疑，“有一次点外卖看到有抵用券，专挑花4.5元开通美团会员，每月就享30元红包，即给6张5元的无门槛红包。看着很合算，我就开通了，结果发现无门槛红包真正使用时也有限制条件，比如只能是我自己的手机号才能用，到店自取订单、跑腿订单都不能用，每个订单只能用一张，每天使用红包不能超过4个。”
市民吴晓菲因工作原因经常在外就餐或者点外卖，细心的她发现，“同样一份酿皮，在店里吃就10块钱，而在外卖平台售价却是12块钱。”
市民常丽晚餐大多是点外卖，平均一周会点外卖四到五次。一月的一天，她打开了饿了么外卖平台，首先就被首页的“限时秒杀”吸引，打开后在“全城畅销爆款”里看到一家名叫“宇宙补给站”的商家提供的“8元烤冷面+双面辣椒饼+2蟹棒”才9.9元。常丽打开后点了一份秒杀，但系统显示9.9元加上3元包装费，“还差2元起送”，此外她还要支付优惠后的2.5元配送费，最后常丽无奈又选择了5元的辣椒饼，总共支付20.4元，“到最后没觉得秒杀省钱，反而钱付得更多。”
针对市民反映的外卖平台的问题，宁夏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玲表示，外卖平台对秒杀商品设置最低配送金额和“单点不送”等条件，都涉嫌虚假宣传，对商品或者服务做引人误解的宣传，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规定，涉嫌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如：雇佣或者伙同他人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现场虚假的演示和说明，张贴、散发、邮寄虚假的产品说明书和其他宣传材料，在经营场所对商品作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解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做宣传报道，对商品的价格、质量、性能、用途、制作成分、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市场信息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而对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王玲还表示，外卖平台不应只收取管理费，还必须对商家的经营资质和产生问题的售后负一定责任。同时，外卖平台既然收取一定外卖配送费，那么也应对外卖途中发生的事故担负一定责任，不能没有任何约束。（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刘惠媛）
记者手记｜一份外卖背后的苦辣酸甜
一份小小的外卖，链接着外卖骑手、商家和市民的苦辣酸甜。
外卖骑手，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应时而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外卖骑手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从送餐到送药、送蔬菜，酷暑严寒中，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去一份份温暖。但这温暖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平台严格的考核机制和外卖骑手被迫“生死时速”的无奈……
同样，受疫情影响的还有商家，尤其是入驻外卖平台的小商家，他们，渴望能得到支持，然而在平台的“游戏规则”里，他们也很无力。“系统是死的，但制定系统和游戏规则的人是活的！”不能再逼迫着外卖骑手在“安全”和“准时”间不断博弈。
面对平台价格悄然上涨、杀熟等一系列操作，越来越多的潜移默化中早已习惯了便捷的外卖生活的市民们，在吐槽之余，更希望有一个良好的购物体验。
新职业是发展变革中的职业类型，不可避免存在“成长的烦恼”。外卖骑手、商家、消费者，被困在外卖系统中，那这个困局又该如何打破？如果困局持续，外卖行业又是否还能长远发展？（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微评｜平台是冰冷，但外卖应“常温”
外卖平台、外卖小哥、商家、消费者，共生在一个利益链条上，彼此需要，而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爱相杀”。
在这个多元的信息时代，新兴的行业不断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如何既安全便利又多方共赢？这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外卖平台积极思索并实践。同时，平台企业之间在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应制定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特别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行业标准或行业公约。不管是通过技术的升级还是制度的升级，还是法律法规的出台，尽量找到一个公约数和平衡点，在追求效率、成本和利润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给外卖小哥一个安全的工作条件，给消费者一个良好的服务体验，给商家一个足以支撑生存的回报，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链条，而不是顾此失彼。 （宁夏日报记者 刘惠媛）
银川市正在送餐的外卖骑手。
银川市正在送餐的外卖骑手。
银川市一家餐厅内，等待取餐的外卖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