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是基层基础
宋贵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北京社会建设概论》《十年磨一“建”：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回归社会建设：四十年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等。
在北京新一轮的疫情防控中，社区，这个平常并不显山露水的机构，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物资保障到全员核酸检测，从招募志愿者到代居民买药……
两周以来，多个管控、封控小区平稳运行，居民们“静止”了，但生活并没有静止，平价的粮食和蔬菜就在门口，随时可以买到，患病的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和必需的药品。这一切，和无数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息息相关。数据显示，在北京的每一个社区中，平均有13名以上的社区工作者。正是他们，在抗疫的艰难关头，让社区顺利平稳地运转。
如此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他们在疫情中的表现，又会给防疫常态化的当今社会，带来怎样的启发？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
社会建设是应对疫情常态化的根本保证
新京报：北京这一轮的抗疫工作中，社区的力量被极大地发挥了出来，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现象？
宋贵伦：在众多城市中，北京应对疫情防控是比较主动的。这其中，及时、正确的决策是关键，而社会建设基础扎实，则是根本原因。不仅是这一次，在北京前几轮的抗疫中也是如此，社区高效、精准、有力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为何认为社区工作是根本原因？
宋贵伦：疫情两年多，有很多城市暴露出城市治理的短板问题。这其中，固然有行政决策力、执行力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短板。
十年前，我们曾研究出一套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一直对全国各地进行跟踪研究和测评。在疫情暴发以后，我们发现了几个共同特征：一是疫情的暴发点，大多在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等区域。这些地方人口结构相对复杂、城市管理相对薄弱、社会建设相对落后，是疫情防控的“软肋”。二是疫情防控相对吃力的城市，数据显示，恰恰是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指数比较低的城市。三是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难以做到社会“全响应”，政府、社会、市场合力不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社会建设部门抓综合协调，社会建设工作没有形成全面覆盖、整体推进的工作体系。
社区建设的北京故事
新京报：北京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
宋贵伦：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成立了社工委，推进社区建设就是重中之中的工作。当时确立的目标是“三有一化”：一是有地方办事，按照不低于350平方米的标准，彻底解决社区办公场所的问题；二是有经费办事，保障社区工作经费；三是有人办事，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还有“一化”，即社区工作规范化，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有明确工作职责和规范。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形成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建设全覆盖体系。其中，社区建设是重点。明确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三驾马车”建设，形成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把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效能，使社区真正成为“小而全”的居民生活共同体，把党支部建在了小区，把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把管理落实到网格，确保社区生活在常态化和防疫情况下都能有序运转。
新京报：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哪些方面加强了社区的建设？
宋贵伦：介绍一组数字：目前，北京市有3422个社区，有4.48万多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每个社区13个人以上，平均年龄39岁，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2%以上，党员占55%以上，40%以上的人拿到国家人社部、民政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北京市还一直坚持对社工进行专业培训。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市打造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在疫情防控中，有两个战场最重要、两支队伍最可敬，一个是救护战场的医护工作者、防疫工作者，一个就是社区防控战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现代社会中的基层力量
新京报：为何在抗疫中，社区展现出了这么大的力量？
宋贵伦：多年来，北京市重视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1998年以后，曾连续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会议，推进街道和社区改革创新。2007年市委社会工委成立后接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二十年磨一“建”，非一年之功。街道越做越实，社区越做越强。
新京报：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有何特征？和以往的居委会有什么不同？
宋贵伦：过去的居委会，是基层组织建设范畴，更多是一个组织概念，少有社区服务治理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流动化加快，特别是2000年国家民政部明确社区以居委会为单元后，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治理事务越来越多，现在的社区居委会不仅是基层组织概念，而且是城市基层服务治理工作概念。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是什么身份？
宋贵伦：由于社区是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编，而是劳动合同制，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按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北京、上海都是这样做的。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加班加点是常态，也有人觉得，社区工作者报酬不高、负担过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贵伦：北京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也不低也不高。说“不低”，是基本工资不低，十多年来，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工资待遇，从2008年的每月平均800多元，到2018年的8000多元，是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说“不高”，是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补贴不高，扣除“五险一金”以后拿到手的钱不高，实际劳动付出与实际报酬比还不够高。但相信政府会一直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
新京报：也有人认为，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较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宋贵伦：2015年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社会体制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优秀的社区党委书记，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019年，北京在全市首次招收了39个社区书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这打破了晋升的天花板，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要看到，目前招收数量还很少，从我个人建议，要实现机制化、常态化、规模化，让更多的优秀社区工作者有这样的机会。
要有一支强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新京报：北京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宋贵伦：疫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疫情到来，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防控能力，是党和政府号召社会能否“全响应”、社区工作能否“给力”。北京是一个大都市，但两年多来，北京在几波疫情中，能够取得目前的效果，居民得以正常生活，社区得以有序运转，和有一支过硬的社区队伍是密不可分的。
新京报：对社区建设的未来，你有何建议和想法？
宋贵伦：下一步需要做的，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健全体制、完善政策；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政府、市场、社会进一步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进一步夯实基础，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要落地生根、有用有效，特别是要有一支过硬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推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的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北京经验，全国各地都应该抓落实。
新京报：有没有具体的目标？
宋贵伦：“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每个万人以上的社区，要配备不少于18个专职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就全国来讲，缺口还很大，北京也仍有提升的空间。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下，这个目标任务应该抓紧抓实抓好。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