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对于返乡过年的年轻人来说，如何解释自己做什么工作，以及为何不回老家考个公职，是个难题。而这背后，不仅仅是两座城、两代人的冲突
“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渐渐理解了”
本报记者 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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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每年春节回到老家，如何解释自己做什么工作，如何解释自己为何不回老家考个公职，确实是个难题。老人家的希望是现世安稳，子女们想要的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在不解、冲突和交流中，两代人慢慢找到对未来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今年过年，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胡晓媛没有回到老家。她一直担心，自己会在拜年电话里和父母再一次吵起来，“父母之前总是催我回家‘考编’，说女孩子考了编有了公职才算稳定。他们一直认为，我在北京的工作不算是个‘正经工作’。”
对于许多“北漂”而言，回到老家，如何解释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确实很曲折。随着时代变迁，家长们的观念也慢慢发生着变化，对于生活的真谛、对理想的追求，两座城、两代人，逐渐磨合出共同语言。
要理解这份“不理解”
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会计师工作的刘先生，以前从来不愿意在老家谈及自己的工作，因为，老家人不能理解注册会计师和村里会计的区别，“结果传来传去，就传成了‘老刘家的孩子去了北京上大学，结果就当个记账的’。”
刘先生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只是每次回乡，别人问起他都记什么账，每天要点多少钱，他往往只能笑笑，“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审计，大部分时间是在出差，经常要去外地的公司做审计。老家人对我的职业了解很有限，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办公地基本在省会及以上城市，老家人不了解很正常。”
“我爸他一直不肯跟别人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北京一家“红圈所”做律师的李先生同样有难言之隐，老家人不理解，老李家好不容易供儿子考上了某所政法大学，儿子为何成不了县里的大法官，吃上“皇粮”？
“两代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那一代人是种田长大，老一代人甚至还有那种考上大学就是要当官的认知，最次也能回县城当个官。当然这种认知随着大学扩招，村里大学生多了，已经逐渐消退了。”父母有时候说起儿子是律师，老家人对律师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认为李先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辩论，还少不了打电话咨询各种事情，大抵都是小额的财产纠纷，“张家的狗吃了李家的鸡，王家的车被刘家的蹭了，村里能出多大的事？”其实李先生是非诉律师，但说多了，对方也不理解：“律师还有不出庭的呢？还有不认识法官的？”
“不正式”的工作也有意义
为了不让父母到处说儿子“懂法律”，以免老家亲朋咨询各种法律事务，李先生没少费口舌，“我倒并不是怕‘白干’，关键是律师这行分得非常细，隔行如隔山。一个搞公司方面业务的律师，你问家事、刑事问题，是真不敢乱回答乱出主意，还是要找负责这方面的专业律师靠谱。”
后来，李先生的父母也很少出门说儿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旁人问多了，只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
在北京一家合资外贸公司工作的王鸿强，也曾遇到这样的“不理解”。父母以前不理解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一心发愁他的婚事。“都没法和介绍人说你是‘什么单位’的”。因为要和海外客户对接，因为时差问题，王鸿强经常是夜里开视频会，白天睡觉，这点也一度让父母不理解。
后来，隔壁乡有了加工厂，不少村民到工厂打工，产品主要是卖到海外的，订单有时多，村民们就要加班加点，收入就高，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订单就少了。渐渐地，和其他村民一样，王鸿强的父母知道了“汇率”和“关税”，尽管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运转的，但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变化了，就会影响乡里工厂工人的奖金，也影响儿子的收入。
“我跟爸妈说，你看，这产品不是装车运出去就能收到钱的，要有人买，有人付款，要过海关，要安排船。外贸工作就是帮你们撮合这些事情，让大家都能有钱赚。”王鸿强说：“现在父母也就理解了，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影响着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他们开始觉得，我这个‘不正式’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渐渐理解了。”
记者调查发现，近些年，一些新兴的行业，比如网上直播、旅游博主，还有剧本杀公司等创业项目，曾经被上一辈人顽固地认为“没工作”，是个“临时工”。可是随着电商的普及，他们不仅看到这些“不正式”“不正经”的工作可以赚钱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成了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未来的追求有了共识
今年，胡晓媛并没有听到父母催“考编”。因为，网上买东西，出门扫二维码，父母渐渐知道了互联网的影响，也知道这行收入高。现在他们说得是：“我女儿在北京，干互联网的。”
还有一点，父母渐渐明白，“考编”考上了，并不是自己以为的“享清福”，甚至也不是铁饭碗了。“你表姐前年考上了那个单位，周末都忙着呢。”而经常去乡里办事，看到工作人员工作繁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母的看法。胡晓媛的父母给她传来一张照片，乡政府门外有一个小白板，上面写着每个工作人员今天的去向，是在乡里工作，还是下村、到县城开会，请假者寥寥无几，一目了然。“稳定是相对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趁年轻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多努力。”胡晓媛和父母达成了共识。
而另一方面，一些游子也理解了父辈的担忧，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重新寻找平衡。今年春节，刘先生跟父母说，“过一段时间，我回省城‘记账’啦。”父母还不知道，刘先生已经申请调职，到老家省城的办公地工作。“虽然收入相对于北京有所减少，但省城落户容易，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好办。”
近几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不断调低落户门槛，并对缴纳一定年限社保和个税人员“同城待遇”，加之这些城市同类岗位收入尚可，使得不少“北漂”有计划地带着自己的经验，返回老家省城工作。而这样的“返省”，也让更多人理解了他们的工作。
王鸿强也有类似打算，公司要拓展业务，一批30多岁的老员工可以选择转岗到省城工作，并且能适当调高级别。
随着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人理解了，不管是老一辈在大街上卖白菜，还是小一辈在网上卖化妆品，时代变了，工作方式变了，但大家都是在靠辛苦赚钱，希望靠劳动过上好日子的想法没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