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叔叔”的寻亲工作室

“胡警官，血样有没有收到？”

2021年12月28日下午两点半左右，一通电话打进了胡祥雨的办公室，这已经是当天午饭后的第三通寻亲咨询电话。

胡祥雨是四川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教导员。2021年，为了加大打拐寻亲力度，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以民警名字命名的打拐寻亲工作室，胡祥雨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以来，胡祥雨工作室已经帮助152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今年42岁的胡祥雨，是土生土长的绵阳人，讲起话来总是把“要得要得”挂在嘴边。他被许多寻亲者看作是“最后一根稻草”。从事寻亲工作两年，他看见的，更多是“寻亲数字背后的鲜活个体”。

39年后的认亲

2021年12月30日，44岁的陈忠林(化名)一个人拎着行李箱，来到绵阳市公安局的认亲大会现场。

陈忠林是在5岁时被人贩子拐卖的。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天，他迷迷糊糊醒来时，耳边传来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窗外山脉连绵，树林子上铺的不是霜就是雪，白茫茫一片。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光线忽明忽亮——绿色的树，白色的雪，轰隆隆的车轨声，是他和家乡连接的最后记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他成了家，在山东做水电工，还开起了自己的建材店。只是他心里始终有个问号：自己究竟是哪里来的？

十五六岁时，陈忠林曾想过寻找亲生父母，但又不敢报案，“担心让养父母成为罪犯。”他查找过“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哪些地方既有山又有隧道”，希望以此定位家乡的方位，可惜范围太大，无从下手，只得放弃。

陈忠林的左侧锁骨上方有一道4厘米长的疤痕，直到现在依旧红润而发亮。在他看来，这是和过去生活唯一的联结。年纪越大，陈忠林心中寻亲的想法就越发强烈，“如果哪一天父母不在了，再来回想这种见不到的感觉，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2021年5月，陈忠林前往山东淄博公安机关采血验亲。当年11月，远在1600公里外的四川绵阳民警胡祥雨打来电话，他的采血结果和绵阳当地一对夫妻比对成功——他找到家了，而且亲生父母健在。

原来，同样是在2021年5月，陈忠林的父母通过媒体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开展“团圆”行动，就主动到绵阳市公安局的胡祥雨工作室寻求帮助。在海量的数据筛查与比对中，胡祥雨发现，一名叫陈忠林的山东人与失踪儿童的数据有几分相似，他随即向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发送了协作指令，联系到了陈忠林。

2021年12月25日，胡祥雨通过《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失踪儿童DNA信息系统》比对，确认四川省安州区王某海与山东省平原县的陈忠林具有亲缘关系。

挂断电话后的陈忠林一直沉默。直到那晚做梦，梦见亲生母亲病逝，陈忠林从梦中哭醒，眼泪啪嗒啪嗒湿透了整个枕头。

回到家乡的愿望愈发强烈。“我不知道我出生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算是拆了，我也想回到原来的地方，看看当初我生活过的家乡。”

陈忠林圆梦了。

2021年12月30日下午，陈忠林独身一人站在绵阳市公安局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一位穿着粉色棉袄的老人缓步从门外走进来。看见陈忠林后，她两步并作一步跑了上去，猛扑在了他身上。

站在角落里的胡祥雨红了眼眶。

这一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个家庭参加这次认亲大会，找回了亲人。

帮助152个家庭重新团圆

今年42岁的胡祥雨，脸庞圆润，鼻子高挺，一米八多的大高个，走起路来大步流星。

胡祥雨是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教导员，从事打拐寻亲工作已经两年。2021年，绵阳市公安局以胡祥雨的名字成立了寻亲工作室。

胡祥雨寻亲工作室位于绵阳市刑侦大队大楼的二楼，窗明几净，一侧墙边倚着书架，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几排刑侦学书籍。胡祥雨的办公桌则放在另一侧，桌上摆着四台电脑：一台用来上公共网络查阅资料，两台用于内部系统，还有一台，是他自费买来用于人像比对的高清显示屏。

一年以来，在这个办公室里，胡祥雨已帮助152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而在胡祥雨还未接手寻亲工作之前，绵阳当地平均每年找回的失散亲人家庭只在10个左右，“相当于一年完成了十年的工作量。”

他说，2021年，“团圆”行动帮助了上万个家庭找到家人，“一万个团圆家庭”对大众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一个寻亲的家庭而言，团圆却重如生命。尊敬他的寻亲者称他为“胡警官”，和他相熟的寻亲娃儿称他为“胡叔叔”。

转入刑警大队从事打拐寻亲前，胡祥雨在警犬队工作了二十年，他经历过在悬崖边摸着岩石搜查嫌犯踪迹，也时常顶着危险冲在犯罪现场的第一线。但他渐渐 “失去了新鲜感”。

2019年，他主动申请调离警犬队，调到了市刑侦支队一大队，负责打拐、寻亲工作。

“打拐寻亲工作的结果要来得更直接一些。”胡祥雨说，接到线索后，深入调查，可能马上就会见效，“很快就能帮助到别人。”他喜欢这样的直白和简单。

胡祥雨工作室主要由三个民警、一位辅警负责寻亲工作。平日里，寻亲的信息大量从各个平台涌入，出现线索后，胡祥雨和其他民警要入村挨家挨户问询被拐卖儿童的信息，搜索一切和儿童家庭有关的线索。有时候在一个村子摸排，就是两三个月时间。

每次接到寻亲的电话后，胡祥雨会用笔记录下，纸上列着寻亲人的序号、地址、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以及是否采集过血样。每张纸的背面，是他整理、分列的提纲，供认亲过程中提问。这其中包括了个人信息、家庭情况、被拐的经历，以及被何人拐卖、被拐至何地、卖给何人、有无被非法侵害等。

让胡祥雨印象最深的是他接手的第一个寻亲案。

一个自幼被拐走的27岁女孩在北京租房，她的室友与人发生纠纷，女孩作为证人被传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给3人都采了血样。而另一边，绵阳市安州区的一对夫妇寻找女儿已经是第23个年头，在公安局报了案采集了血样后，便再也没有音讯。

女孩的血样入库后，在全国公安机关查找儿童信息系统上立即和安州区的这对夫妇血样信息高度吻合。系统下达了指令：北京的这位女孩和绵阳市的一对父母高度疑似亲子关系，需要进一步核查。

胡祥雨记得，自己把DNA比对成功的消息告诉那对父母后，他们带着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奶粉桶、钙片盒和幼时穿过的衣服驱车而来，跪倒在地，在他的办公室里哭个不停。从那时起，胡祥雨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寻亲这件事，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圆满”。

“高手”的细节

胡祥雨也是人像比对的高手。

他说，在刑警队的长期工作培养了自己敏锐的侦查能力：他曾数次参与无名尸体的比对，有许多次，电脑系统和专门负责人像比对的同事都束手无策，他通过死者脸部的微观特征，成功锁定其身份信息。

而人像对比正是寻亲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胡祥雨通常要考证寻亲者面部的细节特征，哪个部位有伤，哪个部位有痣，都要一一对比。

“电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范围，其他的细节都要靠人工手动去识别。”胡祥雨说。

2021年11月，胡祥雨接到山东临清市34岁男子李子新的求助：1985年前后，自己的母亲怀孕期间被拐卖后嫁到了山东临清市一户人家中。在他一两岁时，母亲逃离了山东，从此便断了联系。10岁左右，养父在去世前告诉他，他可能是四川人，而唯一的线索是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对于自己的身世和记忆中面貌模糊的母亲，李子新有着诸多疑问：为何母亲当年一个人逃跑？这么多年母亲找过自己吗？母亲现在还好吗？因为不解和气愤，母亲那张泛黄的照片曾被李子新撕成了两半，又因为不舍，仍然留着母亲模样的那一半照片。

这是一张巴掌大小、泛黄的照片，污渍斑点遍布照片，画面中央的女子站在一棵橘色果实的树前。照片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胡祥雨注意到，照片中女子的双眼大小不一，右眼角处有一道浅色的疤痕。

凭借着这个特点，胡祥雨从一百多个相似度符合要求的户籍照片中锁定了一位眉眼、疤痕和照片高度相似的绵阳三台县老人。随后，通过多次下乡核实与DNA比对，胡祥雨帮助李子新找到了亲生母亲。

2021年12月30日下午的认亲大会上，李子新也拥抱到了过去只存留在记忆中的母亲。

DNA比对也在2021年成为了寻亲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胡祥雨介绍，通过全中国的DNA库来分析被拐儿童的亲属有可能在的省份，同时，通过入村入户摸排进行祖籍分析，判断被拐儿童及父母的年龄和辈分，再进一步确认其家中是否有被拐、走失儿童。

2021年，通过这种方式，胡祥雨的寻亲工作室找到了本地失踪儿童二十多个，帮助外省儿童十多个。

修补隔阂

对于胡祥雨而言，最难的不是寻亲的过程，而是如何帮助寻亲的人修补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隔阂。

并不是每个家庭的寻亲结果都是圆满的。在2021年12月30日的认亲大会开始两小时前，胡祥雨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位孩子突然不愿意认亲，临时跑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就像这次认亲大会，有原定赴会的寻亲者，虽已成功与亲生父母比对DNA，但突然怎么也不愿赴会认亲。

“他们自己还是有防备心的，我们没有经历过人家受到的那种创伤，有时候可能无法理解。”胡祥雨说，“每一个被拐卖的小孩背后都有着破碎、悲伤的家庭。”

就像胡祥雨着手的第一件寻亲案。在确认相关身份信息后，他给女孩打去了电话。据他回忆，刚开始，对于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女孩完全处于吃惊的状态，甚至质疑胡祥雨是骗子。胡祥雨提供了各项证明，女孩也向养父母确认了自己的身世。但女孩仍然一直犹豫，不愿认亲。

“她和我说，‘我就在这生活了，我也不愿意去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胡祥雨觉得，不肯认亲是人之常情，“两个陌生人突然跟你说，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很多人来说，需要有思想转变的过程。”

胡祥雨花了七个月时间劝说女孩认亲。

他察觉出女孩对于认亲事件的敏感，便小心翼翼地试探。工作间歇，他给女孩发信息问候，“吃了没？”“这两天生活怎么样？”“思想上有没有转变？”“愿不愿意和父母相认？”

在女孩最终要认亲的前一天晚上，担心女孩心态仍会起变化，他自费请女孩吃了火锅，当面看看女孩对认亲的反应。由于频繁地与认亲者沟通，他的妻子甚至质疑过他：每天都在和网友聊什么？但在他自己看来，只有获得寻亲者的信任，让寻亲者放下戒备，认亲才有可能成功。

经过七个月的劝说，女孩来到了认亲现场，和亲生父母一起翻看幼时照片时，她终于在这对“陌生人”面前露出了“最真实的笑容”。认亲结束后，女孩带着家人们去北京的各个旅游景点游玩。

传给胡祥雨的照片里，女孩和妈妈站在一起，眉眼相似的两人都对着镜头灿烂地笑着。

也有“无论如何都不愿认亲”的人。胡祥雨记得，郑州有一位40岁男子的电动车被小偷偷了，该男子报警，警方找回电动车后，对电瓶车进行了勘查，从上面提取了DNA信息。结果让人意外，小偷没有被比对出来，男子的“失踪儿童”身份却被比对了出来：他的父母曾经报案，采集的血样入了绵阳当地的血库。当时男子的父母已经去世，去世前交代自己的一儿一女找回被拐的那个孩子。

胡祥雨联系到当事男子，后者却并不愿意认亲。他那对急迫认亲的亲生兄妹只好隔三岔五就给胡祥雨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再做一下工作，现在父母都不在了，就是想兄弟之间认一下，走动一下。”然而，胡祥雨给男子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对方的回应仍然斩钉截铁：“我现在过得挺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绝对不会认亲的。”

“我只能安慰寻亲的兄妹缓一缓——人的想法是会变动的，可能现在是这种心态，有可能再过两年因为什么事件出现心态变化。这样一份工作只有慢慢地去做引导劝解，才有可能看到改变。”

“寻亲”仍将继续

胡祥雨如今已是刑警大队里出了名的“寻亲专家”，但仍然还有很多无奈的时刻。

寻亲工作存在大量历年积案，时间久远，给寻亲增加了难度，“很多照片是几岁甚至几个月的照片，而几十年过去了，识别起来太难了。”胡祥雨说，许多寻亲者与亲人离散十年以上，寻人线索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地名、人名，甚至是乳名、绰号。有时寻人的办法都使完了，资源都用上了，也不一定有结果。

“DNA比对成功”也往往只降临在“幸运儿”身上。胡祥雨说，在目前采集的500人血样中，只有五十分之一的概率能够直接通过DNA比对到其父母，还有五十分之一的概率能够分析到其亲属。剩下的，就成了悬而未决的寻亲案。

“有些工作你可能做了十分的努力，最后只得到一分的结果。”有时候，胡祥雨与工作室的其他民警入村排查了两个月，却未得到丝毫线索，寻亲的工作又如同“针掉入大海里。”

许多寻亲者把胡祥雨当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会不断给胡祥雨打电话求助，甚至语气极度卑微。在这种时候，胡祥雨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很多寻亲案件是外省的，我们既立不了案，也没法深入去查。”

胡祥雨解释说，如果分析户籍分析到了某个省的某个村，自己只能通过发协助函到当地，而当地有关部门怎么做，他无法决定。“如果对方重视这个工作，或是碰上热心肠的警察，他可能会给你深入调查一下。”2021年，胡祥雨发了上百条协查函，而收到反馈的只有几十条。

在胡祥雨工作室寻亲的两个微信群里，至今还有七百多人在寻亲。谈起下一年的计划，胡祥雨声音洪亮地说：“‘团圆’行动结束了，明年的寻亲还是要继续的嘛！”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块蓝底的牌子，上面写着，“胡祥雨工作室已帮助152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2021年12月30日下午，认亲大会结束后，陈忠林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发呆。谈起认亲之后的心情，陈忠林浅浅地笑了笑说，“感觉很平静，一种踏实的平静。”长长的走廊上，陈忠林被父母、亲戚簇拥着，走出了认亲大会的大厅。和来时不同的是，陈忠林不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