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那些年
——被拐14年后 他们成了“夹在中间”的孩子
被拐14年的孙卓、符建涛先后与父母相认，对于两个家庭来说，生活终于摆脱了沉重的“寻亲”主题，但在团聚之后该怎样回归平凡幸福，还有许多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
他们小心翼翼维系着刚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14年的感情缺失不是可以轻易弥补的；“养父母”的问题也没法回避，多年的怨恨不能单靠“宽容”化解，但孩子又被夹在了中间；还有那些寻子路上曾经的“同路人”，悲喜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变化已经发生。
团聚之后
“你们不问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缺失14年的亲密，不是几天就能够弥补的。孙海洋和妻子彭四英给儿子讲起小时候一家人的事，问孙卓“记不记得？”无一例外，都是否定的回答。
好多事都停在了14年前，再见面，孙卓已经比彭四英高出了一头。彭四英试图从儿子身上找到血缘的烙印，认亲现场，她拉着孙卓的手难掩笑意，“和姐姐的手一样”。孙海洋跟着问，还记得姐姐么？孙卓还是摇了摇头。
第一次提出带孙卓回湖北老家看看时，孙海洋在孙卓的表情中读到了不情愿。孙海洋告诉儿子，爷爷奶奶很想见到他，这些年为了找他，爷爷奶奶吃了不少苦。听了父亲说的这些，孙卓答应，一起回去看看。
12月7日一早，一家三口坐上了回湖北监利老家的高铁，孙卓好像有些不舒服，趴在了小桌板上，彭四英用手轻抚着他的头，一旁的孙海洋问：“第一次坐高铁？”孙卓点了点头。
对于孙卓的回归，老家监利的乡邻们也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从村口到老屋不过三百来米的路程，一家三口走了十多分钟，一路上都被人群簇拥，孙海洋始终以保护的姿势紧紧搂着儿子。
孙卓怀里捧着一大束鲜花，上面附着的卡片写着“监利人民欢迎孙卓同学回家”，村里安排的舞龙舞狮和腰鼓队就等在家门口。亲戚们都想让这次团聚尽量完美，几大桌的聚餐，拍全家福，各个环节一个不少。长辈塞到孙卓手里的红包两只手都抱不住，只能拿棉袄兜着。
面对这些，孙卓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说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么盛大的场面，连说了五遍“太热情了”。
几天里，媒体记者一直围着一家人，孙海洋那些辛酸的寻子经历又被一遍遍问起。孙卓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他的表达很朴素，“我当时不懂事，让人家趁机把我拐走，才让爸爸妈妈辛苦找我14年。”
但眼下，孙卓还是先要回到山东继续学业，被拐卖后，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从团聚到返乡的几天里，孙海洋一直表达着矛盾的想法，他直言很想让孙卓留在身边，但也表示会尊重儿子的选择，“还要上学，在熟悉的环境里可能对他来说好一点。”
过去一段时间，彭冬英也在努力弥补着缺失的亲密。她与孙海洋夫妇有着近乎一致的经历，14年前，他们的孩子都是被嫌疑人吴某龙拐走，送去了山东聊城阳谷县。今年9月，警方通过人像对比，找到了彭冬英的儿子符建涛，之后又通过符建涛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孙卓。
今年中秋节，彭冬英对着月亮许愿，希望下个团圆日，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5天后，她接到了符建涛的电话。十一假期，母子二人在深圳见面，比对着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彭冬英觉得儿子太瘦了，她带符建涛连着下了几天馆子。之后，彭冬英又带他去买衣服，看着一件标价六七百元的风衣，符建涛感叹着“太贵了”，他常年被在外打工的养父母留在家里，在买衣服上从没有过这么大的花销。
怕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彭冬英14年来一直住在老房子里。符建涛确实保有儿时的记忆，他依稀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妈妈“很漂亮”。到养父母家后，符建涛曾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变样了？”他一直知道，自己远离了亲生父母。
尽管如此，团聚后带给符建涛的也不全是快乐。同学们在他的QQ空间留言祝福，说他“苦尽甘来”。符建涛回道：你们不问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面对巨大的人生转变，符建涛不想被公开，他不希望被身边人一次又一次问起这段经历。
和符建涛不一样，彭冬英想和大家分享自己找到儿子的喜悦，她把用了多年的寻子微博都改名叫了“符建涛已找到20211001”。她问符建涛，“你为什么担心？你觉得找到妈妈是一件丑事吗？”
彭冬英告诉他，被人贩子拐走，并不是你的错，如果不想被认出来，可以在拍照时戴上帽子和口罩，但她一定要让儿子知道，“母子相认，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难开的谅解书
“我觉得我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因为我造成的”
寻子的14年里，孙海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自己的目标：“找到孙卓，把他带回家。”但团聚之后，这个目标的答案却还是模糊的。
孙海洋问儿子，“四岁前的照片都没有，你都不奇怪吗？”孙卓摸了摸耳朵，像是在想着该怎么组织语言，“他们用我家乡话说都是挺不利索的人，我父母说忘了，我也就没多在意。”他一时难以改口，还是把聊城阳谷称作“家乡”，把被拐去的人家称作“父母”。
“有没有人打过你、骂过你？”
“没有，他们都对我很好。”
两天两夜的相处中，孙海洋夫妇小心翼翼维护着这份刚刚建立的关系。面对镜头，孙卓被问起接下来的选择，他显得不知所措，“不管是打算留在那里，还是留在这里，肯定会伤害一部分人，我完全想不出来任何可行的方案。”
彭四英理解儿子的压力，“这不是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东西，要让他先缓冲一下，如果我是孙卓，我可能掉头就跑了。”
孙海洋的表达依然是矛盾的，他说：“看到孩子过得好，我以前那些记恨全部都淡忘了。”但他也明确表示，没有去见孙卓的养父母，“和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剩下的事就交给法律吧。”
孙卓的养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4年前，嫌疑人吴某龙说孙卓是一对离异夫妻弃养的孩子，他们才将孩子收养。在这之前，他们因为生了两个女儿，被村里人议论了些“难听的话”。
孙海洋不能接受孙卓养父母的说法，“一个人冒着被判刑的风险，从深圳跨越1700多公里，把孩子偷到山东送给他们，笑话！”
作为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彭高峰一直是孙海洋的寻子“同路人”，直到10年前他找回了儿子彭文乐。在湖北监利的认亲宴上，彭文乐终于见到了父亲口中一直牵挂的孙卓，并送给他一支钢笔作为礼物。彭文乐还跟孙卓形容了当年的感受，“懵懵懂懂的就丢了，懵懵懂懂的就找回来了。”
从三岁到六岁，彭文乐所缺失的童年，彭高峰用了10年时间来弥合。但他说，孙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今天讨论孙卓，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他已经这么大了，我们没办法强行修改他的意志，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交圈，突然要让他换个环境，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找回孩子后，彭高峰一家和彭文乐养母的联系很少，“全凭孩子意愿，我不会强行要求他断绝关系。”彭高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起，儿子曾告诉自己，认为孙卓应该回到父母身边。“这就是一种教育和转变”，彭高峰说，对于孙家父母和孙卓，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是非对错是大人的事，小孩只是谁对他好，他的依赖性就强。”
接符建涛回家的路上，彭冬英拍着他的肩膀说，不用着急做出选择。但当儿子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她给养父母出具一份谅解书时，彭冬英还是难过了好几天，“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十几年了，我看着涛涛的照片流泪时，他们正抱着我的孩子睡得香甜，我怎么能原谅？”
和儿子相认后，符建涛的养父母表示希望当面向彭冬英道歉。去还是不去？从小区到符建涛养父母住的宾馆只有十分钟路程，彭冬英纠结了一个小时。后来，当符建涛的养父母跪在她面前，请求原谅时，也说出了和孙卓养母类似的解释：嫌疑人告诉他们，孩子是和前女友生的。
10月底，彭冬英收到符建涛在山东“姐姐”的消息：孩子离家出走了。电话打过去，无人接听。彭冬英再次陷入了失去儿子的恐惧。
当符建涛的电话终于接通时，他在那头号啕大哭，“妈妈，我太压抑了，想出来透透气，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理解彭冬英的心情，又觉得自己帮不到养父母，情绪崩溃的他把所有责任都归到了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因为我造成的”。
彭冬英终于明白了，“十几年的生活，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当被拐儿童希望为养父母开脱的新闻出现后，舆论上有了对他们指责的声音。面对孙卓和符建涛所处的困境，心理专家何日辉说，从精神心理学角度出发，每个人的父母都有三重角色。第一重是血缘上的父母；第二重是养育孩子长大的父母；第三重是给予孩子心灵滋养引导的父母。
“对于被拐卖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第一重父母和第二重父母是不同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和亲生父母的情感连接断裂了，和养父母是有感情的。但眼下，一对陌生人成了他们的亲生父母，养父母又面临法律的制裁，压力也由此而来。”何日辉直言，相比站在道德层面对孩子进行评判，多一些同理心，才是更必要的。
微妙的关系
为寻子信息增加曝光度小心地“蹭镜头”
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被找到，孙海洋和孙卓奶奶都去了接机现场。彭高峰后来回忆，孙卓奶奶哭着说，自己是来接孙子的，乐乐也是她的孙子。“我高兴的时候，心里也有莫名的疼痛”，彭高峰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老人，只能紧紧抱着她，承诺继续帮孙海洋找回儿子。
孙海洋当时也站在欢呼的人群中，脸上挂着笑容，“彭高峰的孩子找到了，我的孩子也会找到的。”但当“为什么找到的不是我的孩子？”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庆祝的鞭炮声中，孙海洋躲到角落里，独自掩面哭泣。
有记者问他：“和大家一起接到彭文乐的时候，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孙海洋的情绪又爆发了，坐在凳子上大哭起来，身体好像完全不受控制。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告诉对方，“哭完了，我心里很舒服”。
找回彭文乐之后，彭高峰便退出了寻子家长的群聊，“找到孩子了，你的角色变了，就没办法在里面了。”他把这形容为，寻亲家庭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变化，“外人很难理解。”他转而加入了志愿者群组，希望继续为寻亲家庭做些事情。
10年后，当孙海洋寻子成功后，又一次“微妙的关系变化”发生了，这次是在孙海洋和电影《亲爱的》另一个原型杜小华之间。
知道孙海洋要带着儿子回湖北老家，杜小华也从江西上饶开车赶了过去。路上，车里放的音乐，是以前杜小华和孙海洋一起找孩子时常听的歌，听了一路，杜小华也哭了一路。2011年3月，杜小华6岁的儿子杜后琪在内蒙古失踪，至今没有音信。现在，他成了电影四个主要原型中，唯一没有找到孩子的那个。
晚上，孙海洋老家的院子里热闹不减，杜小华接通了一个电话，悄悄走开了，他对着电话那头说：“我现在的心情和老孙当年是一样的……”
12月8日晚上，孙海洋启程送孙卓回阳谷县上学，杜小华也跟了过去，这是一次为寻子信息增加曝光度的好机会。半路上，杜小华还接上了另一位寻子的家长李桂芳，她的儿子张洋洋1998年在漯河失踪。
第二天上午，阳谷县一家酒店前的广场上，铺开了一张巨幅寻子广告——上面印着丢失儿童的照片、基本信息以及联系人电话。杜小华、李桂芳还有其他几位寻亲家长都站在旁边，杜小华开了多年的那辆现代轿车也停在那里，引擎盖上同样印着寻子启事，字体已经有些褪色了。
孙海洋和妻子还没出现，媒体的焦点都围在了几位寻亲家长身上。聊城寒冷的冬天里，杜小华和李桂芳没有穿外套，他们在毛衣外面套了一件白色定制T恤，上面印的还是寻子信息。杜小华T恤底部同时印着一行红字：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罪恶。
“我想再次重申，希望买走孩子的买家，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或者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不要等到公安机关找到你们，再来和我说所谓的‘不知情’。”杜小华站在一片镜头和话筒前，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段话。
孙海洋夫妇出现在广场时，媒体的焦点都被吸引了过去。李桂芳也跟着站在了孙海洋身边，不管记者在提什么问题，只要看到摄像机或是手机抬了起来，她就把寻子启事举到镜头可以拍到的位置。
说完自家的事情，孙海洋又回忆起了寻找孩子的经历，开始有别人的孩子被找到时，他也总抱着信心希望，后来别人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被找到，孙卓还是没有出现，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死了？“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孩子失踪的人，不会想到那种担心，今天他们这些家长，也就是那种心情。”说出这些话时，孙海洋一直搂着杜小华。
谁是谁非
“让我和孩子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在孙卓成长的村庄，对于他过去14年的经历，那里的人们了解更多。
养父国某立家的二层小楼这几天都大门紧闭。邻居说，房子是2017年建起来的，一层是门面，二层住人。国某立先开了百货商店，只一年多就因为生意不好关门了，此后，国某立夫妇开始给周边餐馆配送消毒餐具，“赚的都是辛苦钱，供孩子读书挺不容易的。”
在国某立家，孙卓是最小的，大姐已经出嫁，二姐在外打工。孙卓在县城读中学，两周回家一次，不常和邻居们见面。但提起孙卓，邻居们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人家孩子争气，在县里最好的高中读书，成绩很好，还是学习委员呢。”
关于孙卓的来历，村庄里流传着好几种说法，有人说，国某立夫妇常年在外打工，当年带回来一个孩子，说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生的；也有人说，他们夫妇称孙卓是从国某立妻子姐姐家过继来的。
对于孙卓是被拐来的这个事实，村民们显得很诧异，他们还是愿意相信，国某立夫妇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他们知道孩子是被偷来的，那肯定不会养的”。
相比舆论场上对养父母家庭一边倒的愤慨、指责，有位村民却带着些同情，“如果没有他父母买下他，他可能被别的买家买走了，命运怎么样都不知道。”在这种感慨遭到反驳后，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对于一个被瞩目了十多年的寻亲故事，团聚认亲没法成为舆论关注的终点，所有当事人都还能感受到，那些注视着他们的目光。甚至有人指责孙海洋，没有第一时间感谢符建涛；还有人质疑彭冬英和儿子，提供线索是为了孙海洋20万元的悬赏。
这多少有些讽刺。彭冬英说，以前她在微博上发寻子信息，需要花钱买推广，才能获得几千的阅读量。找到孩子后，她的粉丝数从200多涨到了1万多，发布一条微博后，几小时内阅读量就超过了百万。最近彭冬英感到疲惫不堪，“大家都说微博欠符建涛一个热搜，但我现在只想让热度低一些，让我和孩子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孙海洋和妻子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面对采访时，孙海洋尽量帮孙卓挡掉了那些不好作答的问题，妻子也总是提醒孙卓，戴好口罩，不要过度曝光。孙卓的姐姐也在网上发文，表达了一家人回归平凡幸福生活的心愿。12月9日凌晨，驱车860多公里抵达阳谷县后，孙海洋和妻子直接把孙卓送回了学校，没再让他面对任何镜头。
在电影《亲爱的》结尾，演员张译扮演的孙海洋，参加了团聚家庭孩子的生日宴，带着些醉意，递上了一个厚厚的红包。在现实中，即将离开阳谷县前，孙海洋设宴招待了几个寻亲家庭和跟随的记者，他依然喝得很尽兴，没有拒绝任何人的敬酒，一杯接着一杯。(文中孙海洋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纪佳文 实习记者/程佳维 麦芷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