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 上大学时仅14岁，在青藏高原坚守一辈子
1951 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学习
吴天一 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就是保证青藏高原上人民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里可以闯出天下，能找出一些创新的道路，立业可以选择青藏高原。”
高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有志学子未来选择到青藏高原建功立业。
回忆上大学的经历，吴天一说，这与他上高中时就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参军体检有关，“当时我的年龄太小，让护士给我多填了三岁。那个时候想到前线打仗，结果把我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考不上国立中学就去擦皮鞋挣钱
新京报：你能回忆一下自己的中学时代吗？
吴天一：1946年，我们家从新疆到了南京。那时，我家里穷，我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学教师，但已经失业了。家里娃娃也比较多，我母亲明确跟我说，家里没钱给我读中学，要是考不上国立学校，就去街上擦皮鞋，他们把擦皮鞋的箱子都买好了。在这样的压力下，1946年秋天，我考上了当时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现在南京大学附中和南师大附中的前身），这所中学出的院士数量大概有六七十名了。
当时的这个考试比考状元还难，当地的穷人、有钱人，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贵州返回南京的人，都要考这个学校。我不夸大的话，大概一万人只录取一个，但是我考上了。
进入大学时，实际只有14岁
新京报：你是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的，1951年入学，但当年还没有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你是怎么进入大学学习的？
吴天一：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们学校里的地下党员看我挺积极的，就把我送到学习班去学习。之后，他们从中选拔了一些人，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就是共青团的前身，我也在那时加入了。1949年10月1日以前，我还是地下团员。
后来抗美援朝，当时我才上高二，年龄不够、个头特别小，但我觉得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要参加。
我等到最后一天才去体检，觉得那时应该会松一点。结果护士长看见我就说“走走走，你这么小当什么兵啊”，跟电视里演的一样，我差不多要跪下了，我说我能长大，而且身体健康，让我查查行不行。
她被我缠得不行，就把我领到主检医师那里，医生看我还挺机灵，就让我检查了一下。因为我的实际年龄也太小，我就让护士给我多填了三岁。我的简历上写的是1934年出生，实际上，我是1937年出生。那个时候还是想到前线打仗，结果把我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新京报：你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吴天一：我们是中央军委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的一批军队的学生。我上大学时，心里很紧张。我才读高二，其他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的，也有参军后转学医的。但是因为我中学学得扎实，所以不到一年我就超过了他们，还当了很多课代表，比如生理课代表、病理课代表、外科课代表。
最后两年，一年是临床实习，老师会带病人来上课，还有一年是生产实习，把学生分配给医生带，一般是有经验的老医生。
青藏高原很多地方都是科研处女地
新京报：对于即将走入大学的学生，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吴天一：北师大曾经邀请我给他们的全体研究生作报告，我当时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做科研要有真才实学，就像一个建筑物打地基一样，一层一层地建上去。说老实话，现在年轻人比较浮躁，急于求成，但是科学上没有平坦的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走。
珍惜时间很重要，每个人时间都是一样的，这是最公平的。只有抓住一分一秒的人，最后才能走向成功。
新京报：你几乎在高原坚守了一辈子，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来到高原创业吗？
吴天一：青藏高原这片土地是需要人的，这里是能让人大有作为的地方。对我来说，青藏高原的各种条件跟内地不能比，硬件、软件、团队、资金、各种信息都落后，但是，我比较勤奋，也比较努力，能看到一些超前的东西，所以评院士是一次评上的。
另外，从科学角度来看，无论是生态、生物，还是环境、地理、地质等，尽管现在在开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的考察，但也只能探索一部分，很多都是未知数，都是科学的处女地，有待开垦，期待有志者走上这片土地，来建功立业。
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就是保证青藏高原上人民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里可以闯出天下，能找出一些创新的道路，立业可以选择青藏高原。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李子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