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青铜神树 跨越90年的三星堆考古从1929年发现玉石器开始，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接力工作，让三星堆文物重现光彩
青铜神树——它赢得了人们足够久的目光，和一个好听的名字。枝条弯弯地上扬或下垂，立着昂头的鸟。一条龙只剩半个身子，头朝下地悬在树干旁。
它曾被打断成上百片、被火烧、被虔诚的人们掩埋，寻它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终于，它被发现、被一丝不苟地呵护、被小心地修补。
人们用六七年的时间才还原出一副残缺的肢体，它重心不稳，靠着三根细绳索的牵引，傲然站在博物馆一圈灯光的中央。
现在，这条龙的尾巴或许有机会找到了。不久前，在三星堆，也就是神树躺了三千多年的地方，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六个祭祀坑，金面具，铜人顶尊……
它们离当年神树被埋藏的位置并不远，有人期待，能挖到神树的残片。尽管，另一种可能是，消失的那条龙尾或许早就摆进了历史深处，再难被找到。
神树初现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顶层的展厅，一块展板上标记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纪要。暗色的背景里，能辨认出不少戴着手套、在田地里挥舞长柄钁头的人，也有人俯下身，仔细观察。
一条坐标轴横着生长出来。它始于1929年，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最后一个坐标落于2019年12月，一、二号祭祀坑旁发现三号坑。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会上公布，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展板上那条坐标轴将再次被延长，而人们期待着再次发现青铜神树的残片。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棵残高3.96米的青铜神树，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它的碎片被发现于1986年的广汉，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
青铜神树的发现是个偶然。
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上，四川省考古队长赵殿增将近年来三星堆的发掘作了专题汇报。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说，“这才是巴蜀文化。”从此，三星堆考古成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有机部分。
1984年至1985年，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大体摸清了12平方公里的遗址分布范围，并建立了考古工作站，陈德安、陈显丹(人们称为“二陈”)成了领队。
1986年初，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找到赵殿增，想要把考古学生的实习地点安排在三星堆。赵殿增正为人手不足发愁，又和林向有过良好的合作经历，一拍即合。3月，林向作为领队带着84级考古班来到三星堆，这次挖掘有2名老师、2名助教和20多位同学参加，围绕三星堆两侧、分三个区，“是当时三星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林向说。
据赵殿增介绍，6月结束时，发掘面积达135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等数百个遗迹，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标本。
但他们和后来震惊世人的一、二号祭祀坑擦肩而过。
1986年7月18日，广汉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做砖坯时，无意中挖到了三星堆一号坑的一个角，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石器，随后，考古队组织了正式发掘，一号祭祀坑正式与世人见面。
仅仅一个月后，1986年8月14日，砖厂工人杨永成在取土时、挖到了一个青铜头像的耳朵，杨永成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他感觉是个文物，就向考古队汇报。
至此，二号祭祀坑重见天日。三千多年来，青铜神树一直被埋藏在里面。
2019年12月20日，纪念三星堆发现90周年大会在四川广汉举行。曾作为实习学生参与1986年挖掘的朱章义(现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和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忆起当年。
那时，朱章义什么也挖不到，看到不远处的同学一直在出土陶片，他很着急，霍巍便说，“要不你也去那挖一挖？”
事实上，两人说话的地方，距离一、二号祭祀坑不过几米远。“要是你当年跟我说‘继续在这挖挖吧’，说不定那次我们就发现(一、二号坑)了呢。”朱章义打趣道。
重塑神树
实际上，青铜神树出土时是一二百片破碎的青铜，没人知道这些将组成什么。
“全是碎片，和泥土混在一起。”今年74岁的文物修复师杨晓邬仍能回忆起30多年前的场景。他介绍，古人把精美的祭品敲断、火烧，然后埋进土坑，交付给神灵。而几千年后，这成了给文物修复师们出的难题。
从开始修复文物起，杨晓邬见过太多青铜器，但面前的这堆碎片还是让他皱眉。“没有出土过类似的，也没什么资料可查，这怎么修？”他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些圆杆和弯道。
将较粗的圆杆放在一起，再把剩下的拼对，杨晓邬大概能感觉到，这是树的形象。因为器物体型太大，修复室容不下，就在室外搭棚进行拼接，这个过程在专业术语中叫“预合”。
修复青铜器，要根据碎片上的断茬口进行拼对，腐蚀不厉害、铜质较好的，可以用“锡焊”——这是从宋代就有的青铜器修复焊接方式；锡焊不了的，就粘接，再把多余的胶打磨平整，再做旧、做色。
太阳器、眼形器、铜尊、铜罍被一个个修复好。那座青铜大立人出土的时候，拦腰断成了两截，方形底座也瘪了进去，杨晓邬把凹进去的部分一点点敲出来，这很考验技术，一不小心就会破坏文物。锈蚀严重的底座撑不起立人的重量，他就在里面加了个铜座。
一尊尊青铜头像也现了真容。有的戴着一层金面罩，时间让铜头和金面之间生出一些氧化物和泥土，杨晓邬仔细清掉。“把铜头修起来，再把金面还原上去。”金色映着青灰，那是一张刚毅而肃然的脸。
而那棵青铜树，从根部开始“预合”，历时六七年，在杨晓邬等多位文物修复师的巧手下，大体恢复了其本来面貌，重新变得灵动起来。
这个被命名为1号神树的镇馆之宝，被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最后一个展厅中央，代表着古青铜器制作的巅峰。
朱亚蓉对神树的感情很复杂。这是最能美进她心坎的器物，也是最让她挂心的展品。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现任副馆长，早在1996年博物馆尚在筹建时，朱亚蓉便来了这里。她还记得布展时给神树装玻璃柜的艰难。“树很大，将近4米高，展柜将近6米高，玻璃特别长，十几个人才把一块玻璃拉上去。”
圆形的底座上，分成三段、套接而成的圆杆状树身向上延伸，生出九根弯弯的枝条，或上扬或下垂，向上的枝上立着一只昂头的鸟，一条龙只剩半个身子，头朝下地悬在树干旁侧，尾部缺失。
这是一棵仍然残缺的青铜树。
残缺的龙尾
现在，残缺的龙尾或许有机会找到了。不久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附近，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黄金面具、顶尊铜人、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2019年12月2日14时13分，正在开会的冉宏林收到同事发来的一张图片：灰黄的土里露出一条窄窄的青绿色。
“出现铜器。坑内。”对方简短地说。
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公布，提到要对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从那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在遗址布了探方，发现两大祭祀坑33年后，开展了新一轮勘探工作，初步探到了方型坑的迹象。
冉宏林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哪里出土的？就是那个坑？”他消息回得很快。
那个坑，后来被确认为三号祭祀坑。
“搞清楚先。不要声张……今年不得发掘，明年才能系统发掘。下一步就要回填，打围，升级安保体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们慢慢发掘。”冉宏林压着内心的激动嘱咐着同事。
2021年1月，三号坑的工作舱建好。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小房子，可以调节现场环境的湿度和温度，让器物出土后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每个祭祀坑都配了工作舱。这一次，不仅四川大学的学生来到了这里，北京大学、上海大学都来了队伍，四川省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1986年发掘两个坑是抢救性发掘。已经挖到东西了，就抢救回来、记录清楚、保护好就行了。”赵殿增告诉记者，那时，人们对于坑周边区域的状况并不清楚。“现在才挖，我觉得是个最好的机会，当时挖掘条件和研究条件都差，那时候挖就更乱了。”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作为三号坑的发掘负责人，带领学生下坑发掘。
开始先挖填土。“表层是比较黏的黏土，再下面有沙土”，发掘人员拿着手铲、钁头，一天八小时工作，每天下坑前都要从头到脚穿上一整套防护服，防止“污染”器物，“坐在上面做记录、做一些文案工作的话还行，因为有空调。但是如果下坑干体力工作的话，那还是很热的。”
来现场3个月，徐斐宏明显感觉到，这次考古在技术和理念上的进步。“从系统的理念上来说，发掘和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取样同步进行，很细致，提前配备了一个很完善的发掘系统，对我来说是一段独特的工作经历。”
到3月16日，坑里的填土层被挖完，更多的器物显露出来。目前，这个长约5.5米，宽约2.5米的三号祭祀坑，已出土了约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其中包括器型罕见的“铜人顶尊”——这口尊在肩部四周装饰有4条飞龙，沿尊口游动而下，铜人双手呈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了一起。
人们总是对这类造型奇特夸张的青铜器印象深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认为，这或许使大众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产生了一定偏差。“不能说这是外星文明，那是开玩笑，异想天开的娱乐和学术研究要分开。”
“这次新出土的文物是对古蜀文明直接的资料补充，包括它的物质文化和宗教信仰。”徐斐宏认为，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因为古蜀文明和中原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其实还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明，最后，在秦汉的时候，它被吸收、变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目前，徐斐宏等考古挖掘人员正在配合文物保护中心进行器物提取。
接力修复
2021年3月21日下午，3号祭祀坑旁，杨平有点紧张。
他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修复师。那天，杨平跟着师傅郭汉中来到挖掘现场，准备提取青铜大口尊。他害怕自己出纰漏，一旁的摄像机也让人发毛。
趴上吊架操作台，一点点下落进水分充盈的坑，看到那口被泥土包裹、有些残破的铜尊离自己越来越近，杨平突然踏实了。他按照烂熟于心的操作流程，依次把保湿材料、塑料薄膜和3D打印出来的硅胶保护套仔细地贴上去，心里想着，“要像拓片一样贴实”。
上来后，那股紧张感又跟着涌了上来——“刚才我是不是没贴好？”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这次考古中，提取这一环节交给比考古人员更懂文物保护的修复师进行。提取完成后，并不急着进行修复，而是要先将相关信息和资料详细地登记好。
青铜神树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人们无法知道它当年到底碎成了多少片。
“当时条件没这么好，买个胶卷都很难，也没做过记录，不像现在，修任何东西，重量、尺寸、照片、断茬口等，资料都是清楚的。”郭汉中说道。二号坑被发现后，白天围观的群众太多，为了安全，考古工作者在夜里把坑里出土的器物送进库房。
但郭汉中很幸运，一、二号祭祀坑里的器物，让他从学徒工成长为修复大师。
1984年，四川省考古队来到三星堆遗址，就住在周边村子的郭汉中家里。这个年轻人想要找份工作，便在考古工地上打起了“零工”——协助队员做地层考古，“两块钱一天”。也是这个机会，让他认识了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复大师杨晓邬，跟着学起文物修复，还成了杨晓邬挂在嘴边的“最得意的徒弟”。
后来，杨晓邬在大学里开设了“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杨平是他的学生之一，也是班里的班长。
杨平喜欢历史。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文物可修，杨晓邬只能“买一批碗，打碎，让学生进行模拟修复”。
2012年大学毕业后，杨平师从郭汉中。郭汉中告诉记者，“搞传统修复基本上都是师徒制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因为修复涉及面太宽广了，各种各样的技能都要会一点。”
杨平也发现，实际操作和大学里的理论学习“还是有很大出入的”，修文物是“因物而异”。在郭汉中眼里，和老一辈人比起来，这代年轻人的理论知识虽然强，但动手能力差了些，“还是得从头做起，在实践中锻炼。”
郭汉中对自己要求高。“技术永远也学不完”。他最重视的是“可逆”的原则，意思是在修复中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被还原、被拆除的，文物可以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被修复，“使用的材料和手段，尽量不要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现在焊接都是‘采点’，尽量保留断茬口，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拆掉，断茬口还在，原来会把断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这些年，郭汉中见证着文物修复技术的变化。新科技的融入固然带来了一些技术手段的进步，但在这个行业中，修复师的经验至关重要。
“我们粘出来的缝隙，总是没有师傅处理得好。还有那些变形严重的青铜器，可能师傅一两天就能把问题解决，我们要多花几倍时间。”在杨平眼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出师的行业。
对于新出土的文物，杨平有期待，“能参与修复是最好的”，但他并不着急，“跟着师傅，好好看、好好学。匠人只考虑匠人的事情，作为一个修复师，只能说努力把自己的手艺练得更好，经验积累得更多。”
而杨晓邬有着另一种期盼。
他保留着一个相册，里面是三星堆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那些器物像是他的“孩子”，他能清晰地记起每个孩子“受伤”的位置和重生的过程。
“1986年出土的那些，90%都修完了，没修完的是因为有的残片还没找到。这次三号坑到八号坑，或许和此前一、二号坑有关系，有些器具的残片可能在接下来的挖掘里找到，这都说不好。”他希望找到1号神树的残片。
那棵神树本该更高一些，而且是对称的。但因为残缺，现在重心偏向一边，杨晓邬在神树顶端加固了绳索。当被问到，如果找到了残片，他是否还要参与修复时，杨晓邬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要修”。
他望着树旁那条残龙的手掌，“那是我的心血，没有修完整，总觉得有些遗憾。”
杨晓邬欣慰的是，汶川地震时，广汉震感强烈，他在监控视频里看到，青铜神树左摇右晃，“完全跳了起来，都没有坏。”
新京报记者 彭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