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发布中不宜出现“恶意讨薪”式非法治词汇
■ 观察家
“恶意讨薪”内嵌的贬抑性色彩，跟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有些不同调，难免引发不适。
“恶意讨薪”一词火了。据报道，2月6日，甘肃省合作市某政务号发布文章《工头爬塔吊讨薪 被行政拘留10天》，披露了2月5日警方处置的一起包工头爬上塔吊讨薪事件，表示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态度依法打击，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高压严打。
消息一出，引发热议。2月8日，甘南州官方回应称，该警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州委、州政府对此负有领导责任，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工作，相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当地此举无疑契合了公众期许，也起到了“舆情灭火”之效。
警情通报或政务发布，措辞须规范缜密，而当地最初的“恶意讨薪”说法明显失当，也难免给人执法立场跑偏之感。
从法治角度讲，“恶意讨薪”的表述显然不是什么法治语汇。在法律概念上，无论“恶意串通”还是“提起恶意诉讼”，“恶意”都是指行为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却故意捏造假象、会对他人正当权益造成非法侵害的行为。而讨薪者被“欠薪”是客观存在的，就算讨要行为不当，也不能反推出其主观“恶意”。
从社会情感讲，“恶意讨薪”对讨薪行为的负面性评价，也很难为公众接受。先有欠薪，后有讨薪，两者的博弈强弱立判。也因如此，公众倾向于给予讨薪行为更多理解与包容，对带有主观恶意的欠薪不给行为零容忍。
而这些年来，从建筑行业普遍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到刑法中设立罪名“恶意欠薪罪”，到司法部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再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颁布，国家明确要实现违法欠薪“两清零”目标，都旨在为农民工等群体讨薪提供强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恶意讨薪”因其内嵌的贬抑性色彩，激起非议在所难免。尽管据甘南州通报，涉事工地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已按月全部兑付，所谓讨薪是因工程承包方之间经济纠纷而起，但警情通报也不宜用“恶意讨薪”之类的欠妥词汇。
这倒不是说，要鼓励农民工讨薪“剑走偏锋”。在此事中，当事人的行为确已逾越“合法”边界——爬上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借此施压索要工程款，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劝解才下来，此举也是对公共秩序的伤害，不值得肯定。
换句话说，即便讨薪维权本身没有问题，也要在法律轨道内进行。尤其是在欠薪已受到层层规制的当下，通过合法方式追讨工资，是依法维权的应有之义。就这点看，当地对行为极端的涉事包工头行政拘留，若是对不合法维权手段的处罚，而非对讨薪本身的否定，倒也不无依据。
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宜给“讨薪维权”轻易贴上“恶意”的标签。
□佘宗明(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