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杀死了亚洲增长奇迹吗？

文/许和意(Hoe Ee Khor)

发于2021.1.4总第979期《中国新闻周刊》

几十年来，大部分东南亚经济体通过大量投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升级本国劳动力技能、大量利用科技进步而实现收入跃升。

如今，东盟与中日韩大可以为这样的成就而自豪。区域经济转型令人激动，不管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占全球GDP的比重，还是人力资本发展和在全球商业竞争力排行榜上的迅速攀升都是如此。

该区域已凭借其高效和高性价比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成功取决于各大经济体专业化生产日益复杂的产品关键部件，并受到源自贸易驱动型增长带来的全球需求的支持。这一增长战略在今天仍然有效，尽管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向科技驱动的“新经济”转变。

但东盟+3(中日韩)经济体现在必须继续争取追赶式增长，深化区域融合，并在更加艰难的大变局中实现进一步全球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破坏了供应链，凸显出互相依存的国家经济体系的弱点，其中许多经济体今年将经历深度衰退。

疫情表明，供应链的一个关键部分遭到破坏可能连累整个行业或部门。高度依赖少数国家供应粮食、医疗设备和药品等关键物品，以及高度依赖于它们制造和出口的关键零部件，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和企业都很警醒。

因此，决策者正在探索基本商品和服务生产的本地化。对于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提高自给率的理由更为充分，但这有可能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敲响丧钟。

供应链的内包或区域化可能进一步加快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去全球化趋势，并导致全球经济分裂为区域板块。作为应对之策，目前依靠全球供应链的国家必须重组经济，更专注于国内和区域需求。

这一情形所隐含的大规模重组将让各方都只能实现次优结果。生产成本将上升，经济将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或区域如果发生传染性弱于新冠病毒但致命性更大的疾病，将更加难以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中重建产能。

内向型经济政策并不是问题的答案，降低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脆弱性，需要加强全球化，而不是削弱。

对于大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而言，除了药品供应等少数关键商品，经济上大可以尽可能缩小对少数国家或供应商的依赖，实现供应源多样化，构建充足的储备。韧性才应该是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比如新加坡的粮食供应多样化。

类似地，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2008年危机后表现出了适应力和韧性，成功地依靠国内和区域内需支持增长，而美国和欧洲经济体被严重削弱。因此，外部需求对区域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出口占GDP增加值的比例——在2008年至2015年间大幅下降。

但是，2008年后世界贸易全球GDP占比的下降趋势源自增长再平衡，而不是很多人所暗示的全球化退缩。由于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地点随着市场力量而改变，大部分产品的供应链也随之延长了。在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内部，大量低成本零部件的生产从更发达的经济体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惠及各地消费者。

此外，2008年后的十年中，服务供应链的全球化也有所加快。数字科技的进步降低了通讯和数据传输成本，带来了信息科技服务需求激增和业务流程外包，印度和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大受裨益。

类似的还有，廉价航空刺激了全球旅游业繁荣。新科技驱动的方案让旅游服务重组更为复杂、但最终性价比更高的服务链，迎合了旅行者的个体需要。

东盟与中日韩能够在2008年的危机中安然无恙绝非巧合。可靠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及庞大的财政和金融业缓冲，让决策者能够通过扩张措施刺激内需，进而带领区域迅速走出危机。

今天也需要类似的应对方案。尽管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全球供应链以及依靠全球供应链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但采取内包或生产本地化的战略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相反，克服供应链弱点需要加强全球化和经济融合，实现供应源的多样化以构建韧性，并改革和强化多边机构和多边论坛。这些措施有助于确保下一场全球冲击发生时政府已做好有效合作、抵御保护主义诱惑的准备。这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东盟与中日韩来说才是最佳结果。

(作者系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前副主任)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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