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益兵第四次跨上摆渡车，用力地踩了几十脚油门，发动机仍无反应，他终于放弃。一年以前，这台摆渡车曾在火神山医院工地附近来回疾驰，不停歇地拉载着建筑工人。火神山关门了，摆渡车也插上了“牛骨头”的广告招牌，仿佛知道自己完成使命，不再动弹了。
半个月前，医生何平见到了重返武汉的援鄂医护，彼此都觉得做了一场过于真实的大梦。他们曾并肩作战的隔离病房已正常开放，当初连夜砌起的隔离被推倒、打穿的墙洞用两个柜子堵了起来。
武汉封城那日，胡守淳正在低烧，庞益兵接连收到食客退订酒席的电话，尚黎明眼前繁华的二环一下子空了，何平感觉疫情走向不明，前途未卜。
武汉解封那日，胡守淳仍在病房，自由陡然变得触手可及，他想“像狗子一样奔出去，在地上打滚”；庞益兵载儿子经过火神山，将车窗牢牢关死，不再想看见它；何平的通勤路再次变得拥堵，她头一次觉得，堵车也不错。
武汉慢慢回来了。
忘不了的封城记忆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12楼西，耳鼻咽喉科病区。走廊的尽头是一个阳台，晾晒着患者的衣物，不时有患者拉伸肢体，眺望远方的楼群。
若非呼机上残留着反复消毒的白色痕迹、微信群里仍每天收到新冠康复者的问好，护士胡娟娟会觉得去年的疫情就是一场梦。在“梦”里，这个病区被严格封闭，穿戴三级防护才能进入，上百名新冠患者在此住院，他们不能离开病房在走廊上转悠，常常站在房门内，从玻璃窗里向她张望。
从外表上看，面色红润、活泼健谈的胡守淳，压根不像从鬼门关回来的人。4月的武汉多小雨，胡守淳出门吃饭，懒得打伞，身体健壮得很。这个65岁的武汉人，曾是12楼西的“熊猫患者”，家中存放着一沓当时的胸片、化验单、住院单，记录着他在耳鼻咽喉科病区、ICU乃至妇产科病区住院的经历。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暂停省内进出武汉的客运航班、旅客列车、客运汽车、客轮，成为标志性事件。封城期间，武汉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数量，从1月24日的572例，增长为4月8日的50008例。这座九省通衢的热闹城市头一次停摆，将一切精力投诸于疫情应对。
胡守淳出现症状正是武汉封城前后。但无论是自己的病情还是武汉的疫情，他都没往心里去，觉得自己只是感冒。
他是没有见到出城高速上乌泱泱的车，全是急着离开武汉的人。封城一早，出租车司机老袁一连接了三单，第一个客人要去孝感，他担心出了城回不来，但对方哀求他“救命”，他答应了，高速上全是车；第二个客人要去武昌站坐火车，但其实车站与机场都已停运，即便到了站人也出不去；第三个客人骑在一辆共享单车上，见了他，扔下单车就扑过来。只要能离开武汉，出多少钱乘客都愿意，有同行一趟拉了1500元，是正常价的5倍。
配送员尚黎明发现二环内一下子安静下来。配送点的附近是武汉最知名的两所医院，同济与协和，医院对面是最繁华的商业广场，往日总是车水马龙，从没有这么冷清过，他分析，一部分人已离开，另一部分留在家中，不敢出门。有两名原本要值班的同时，当日就离开了武汉。街头巷尾的餐饮店都关了，打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能在外过早。
低烧多日不退，1月27日，胡守淳终于去了医院，见到了发热门诊人满为患的景象。他很快确诊新冠，进入12楼西病区。
他在这里打了5次110，认为医生护士要谋杀自己，拒绝戴口罩、拒绝关门、拒绝配合诊疗、甚至动手打人，还曾脱光了衣服往外跑——这些都是护士事后告诉他的，他入院后很快出现了幻觉，然后失去知觉，唯一记得的只有从ICU醒来时，发现喉咙里深深插着两根管子，呼吸困难，浑身难受，想自己拔了管，早日解脱。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记忆，仍刻在城市与人们的心中。
临时客串的定点医院
早在新冠肺炎还是“不明原因肺炎”时，武汉协和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医师何平就与它打过照面。
2020年1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收治了首批3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这是一家综合医院，既没有感染科，也没有隔离病房，由于缺乏硬件条件，3名患者被转运至金银潭医院。那时，武汉的床位已经很紧张，转运之前，何平做好了患者会被金银潭“退回”的心理准备。
疫情的消息一早就在网络上传开，作为医生，何平的感知比一般人更直接。继参与接诊该院首批新冠患者后，她的门诊病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肺炎患者，再过了一阵，人们开始回避医院，门诊的病人少了，与此相对的，发热门诊里排起了长龙。
为了消化越来越多的新冠患者，武汉市多次新增定点医院。1月2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也被征用，全院腾空，收治新冠患者。
何平一直都有了上前线的预感，形势的极速变化仍让她心头一凉，对疾病的未知加重了茫然和焦虑。虽然所有医护都排了班，但大多是口腔、骨科、耳鼻喉等毫不相干的专业，没人知道新冠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该怎么治。腾空病房时，病人不理解院方突然的“逐客令”，不甚配合。护士们则忙着重新布置病区，焦头烂额。
1月27日，首支援军北京援鄂医疗队抵达，驱散了一些何平的焦虑。这支队伍集结了北京市多家三甲医院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的医护，其中不乏SARS疫情的亲历者，抵汉后一日未歇，实地考察、出具分区改造方案，1月29日启用了首个隔离病区，何平与北京的医生一起进入病房，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武汉各个定点医院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国家卫健委相继向武汉派出多批专家，指导病区改造、参与一线救治。短短4日间，30支外省医疗队的四千多名医护进入武汉，开展支援。
一边是改造，一边是新建。封城后，武汉确定参照北京小汤山经验，新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庞益兵的家离火神山只有4公里，开车不到10分钟，他无意间闯入工地，成为了一名摆渡人。
几万元的食材打了水漂 厨师当起摆渡人
庞益兵原本是去处理菜的。
他是土生土长的蔡甸人，有一手好厨艺，在自家的院子里经营农家乐。年关将近，他接了60桌酒席的订单，封城之前，忙着屯购食材。
庞益兵比胡守淳更不在意疫情。去买菜的时候，市场老板提醒他，疫情这么重，还买这么多？当时餐饮业与堂食未管制，他心想，年总要过，婚总要结，饭总要吃，不影响。按原计划屯了4个冰柜的鸡鸭鱼肉，满车的蔬菜，几百斤莲藕。
封城公告一出，退单的电话就打来了，再过几天，饭馆不让经营了，三四万的食材成本彻底打了水漂。农村做生意讲究一份人情，不兴订金，成本全部自己承担。庞益兵舍不得看菜烂掉，打算捐给附近的养老院，经过火神山工地时，对于疫情模糊的印象顿时清晰起来。
为了加快进度，火神山聚集了几百台大型机械和几千名外地工人，彻夜作业。工人们都有车，但为避免堵塞工地入口，车只能停在两三公里外的卡口处，人徒步进出。看着街上摩肩擦踵的工人师傅，庞益兵觉得累人又耽误进度，倒了摆渡车上的菜，开始载运工人。
摆渡车的载运空间不到2平米，最多的一次拉了17个成年男人。从早到晚，拉着人货一天跑上百十来趟，这台600元买回的二手车意外地争气，没有掉过一次链子。庞益兵最担心的是中途没油，有一回正巧拉了个提着汽油的师傅，听说他是志愿者，把油塞给了他；还有人会给他口罩——汽油和口罩，是他当时最缺的东西，就像火神山最缺的是时间。
就在反复摆渡中，他看着火神山一点点长个子，最终建成的模样，和他想象中高楼大院的医院大相径庭，开诊后，他便不再去了。
封城期间，尚黎明每天开着车穿梭于大街小巷。
最开始，尚黎明没太注意到那些特殊的包裹：有吃的喝的，也有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品，收件人填得很泛泛，有“白衣天使”、“护士姐姐”，还有“任何有需要的医护人员”。随着疫情发酵，包裹越来越多，有时占了整个库存的3成，他反应过来，将这些爱心包裹作为重点货物，每天优先配送。
物资有个人寄的，也有民间机构寄的，有国内也有国外的，有时他会打过去询问信息，有时会接到寄件人的电话，问他物资送到没，口音天南海北。还有一次，一个河南郑州的市民不知从哪打听到他的电话，提出给协和医院捐赠一批女性专用的经期裤，他帮忙对接了，物资运来时，足足装了两大车，价值20多万。
这种事情他只在新闻里见过，真正发生在身边，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除了往医院配送爱心包裹，他还给普通市民配送生活物资，一开始能送到家门口，后来送到小区楼下。配送点人手不够，总要送到晚上才能收工，街上的店面都关了，他靠公司送来的自热饭果腹，吃腻了就换个口味。那两个月，他几乎不与同住的父母接触，进门前先用消毒液将全身上下喷一遍，钻进房间后才敢脱口罩。
他在武汉生活了近30年，这个城市总是处于热火朝天的变化之中，听得最多的是车来人往的噪音，这两个月，他突然听清了城市上空的鸟叫。
穿越无人之街
每一天，何平要穿越长长的无人之街。
从家到协和西院，正常通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现在变为20分钟。有一回，何平一边开车，一边和北京队的医生通电话，不留神闯了红灯，再一看，街上没车也没人。还有一回，她去一位老教授家取捐赠物资，以往繁华的街区悄无声息，街灯都灭了，夜色中，唯有她的车灯亮着。
病区开放没多久，50张床位就住满了。头半个月，每个人心情都不好，入院患者大多病重，病房里条件也有限，一连几天出现了死亡病例，他们专门开了一场病例讨论会。武汉的病例仍在增加，有一天，病区白天出院了10个患者，晚上就收进11个，值班医生应接不暇，北京队的医生臧学峰从驻地赶来救场。年轻人没觉睡也很精神，脚下踩着共享自行车，嘴里哼着“我像风一样自由”，还举着手机拍了个小视频，让她感觉轻松了一点。
医疗资源的跟进，减轻了先批定点医院的压力。2月3日、2月8日，火神山与雷神山相继收治患者，通过改造现有设施，武汉增加了14家方舱医院，分流病情较轻的患者，人等床的现象逐步缓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病情也日渐好转。胡守淳在ICU住了近半个月后回到了12楼西，是当时病区病情最重的患者。他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喝不下营养素，当时的病区主任丁新民吓唬他，不喝就弄回ICU插管——那是他打死也不愿意的事。丁新民走了，他向护士求情，想少喝一瓶，护士总是搪塞他，喝完这瓶再说。就在这种半凶半哄的照顾下，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为了患者能早点好，医生护士们想尽办法。给他们理发、洗澡，帮他们寻找失联的亲人，从外面给他们带热干面、水果、春天的花，病区还建了微信群，医生都在，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
何平上下班途中，会经过几栋高高的建筑，外立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一开始打着“武汉加油”，当时疫情形势紧张，她看着那四个字，心情沉重；后来，出院患者越来越多，病区渐渐空了出来，屏幕上的字变成了“武汉必胜”，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次将车停在马路中央，去拍绿化带中盛开的鲜花。
随着疫情的控制，方舱医院逐步休仓，火神山、雷神山也在送走最后一批患者之后关停。3月31日，何平送走了北京医疗队，盼望着来年春暖花开，彼此还能在武汉重聚。
4月8日，武汉解封。胡守淳对自由的渴望达到顶点，只想“像一条狗子那样冲出病房，在地里撒欢。”
缓慢的回归
疫情平息了，武汉的重启并没有在一夕之间完成。
协和西院最后一位新冠康复期患者于4月28日出院，何平的科室5月13日开科，门诊却一改往日的水泄不通，变得异常冷清。那个月，来看病的患者不到之前的1/3，病房里只收了19人。
老袁早就憋坏了，他老老实实地在家关了两个多月，每天只能靠电影度日，武汉解封后，他却没有立即出车。同行老肖胆子大一些，很快复了工，然而街头人烟寥寥，出租车跑上五六十公里也拉不到一个客。他身边买车的人变多了，有的人对公共交通心存顾忌，有的人忘不了封城时的恐惧和茫然，有辆车，好像就有一点安全感。
庞益兵一直盼着解封，真解封了，心中又不踏实，直到5月份做了全城核酸检测，才觉得时机成熟，推开路障，打开店门。
在对新冠的余悸中，人们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到了6月，何平的门诊才恢复往日的拥挤。那些病情不容再拖的患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这家昔日的定点医院，其中不乏肿瘤患者；来看病的还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封城期间，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和焦虑压抑的心情，让他们也沾染了慢性病。
食客们有些报复性消费的意思，庞益兵的生意因而短暂地火热了一阵。情绪发泄完毕，局促的经济现实浮现，到了六月，这股劲头缓了下来，堂食少了，酒席更少了，他将写着“牛骨头”的广告招牌插上摆渡车，停靠在路边，摆起了夜摊。
想要像狗一样出外撒欢的胡守淳，连走路都费劲。疾病和长期卧床，让他从150斤瘦成120斤，身体肌肉萎缩，两条腿活像两根细竹杆。他能做的最激烈的运动是躺在床上给自己“翻面”，一天夜里不小心摔倒在地，站也站不起来，只能一点点爬回去。
胡守淳的住院时间长达百日，是协和西院最后一批出院者。住院单上写明的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刚看到这个数字，胡守淳感到莫名的愧疚，觉得花了国家太多钱。
他的卧室里添置了制氧仪、血压计、血氧仪，花了几万元在民间寻求康复的药方，自己定了复健计划，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在六月的某一天，得以和家人一同外出旅游。
疫情的烙印
城市的街头巷尾，有形与无形之间，新冠疫情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何平最常去的烤肉店，直到6月份才开张营业，为了节省成本，店里只留2个人，包括老板自己。这还是幸存者。不少餐饮店倒闭，店铺转租，变成了一家家小药店。房地产也颇受影响，庞益兵不少做房屋中介的朋友转了行，投向工厂谋生。
老肖感觉武汉人不爱玩闹了，非必要不出门，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一直到春季前，生意才恢复了一些。他当了20年出租车司机，2020年是最萧条的一年，收入比往常直降一半。他有两台车，一台自己开，另一台以低于市面的价格租给一个老乡，老乡拉了几个月，挣不到钱，索性回家带孩子去了。
疫情之后，尚黎明变得更加忙碌。他感到人们更青睐线上购物了，由于业务量增长，公司在附近新增了配送点，人手也翻了倍。
整个武汉都变得“养生”了起来。以往，不少老人被子女哄着骗着才愿意看病，疫情过后，主动来何平诊室的老人变多了；庞益兵将馆子里的塑料碗换成了纸碗，觉得纸碗更健康，他还重写了一份菜单，下架了所有的野兔、野鸭；尚黎明发现日常购买口罩消毒液的人变多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老肖出车时会将口罩戴得紧紧的，总会留一条窗缝，有时，乘客会问他你测过核酸没，有时，见到外国人，他一脚油门就开走，知道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仍不愿冒一丝风险。
因为感染过新冠，胡守淳失去了一些朋友，他对此看淡，觉得无可厚非。还有一些仍维持着交情，出来相聚，他高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收尾时破了音，不如得病前嗓音嘹亮了，自己开玩笑“以前能活108岁，得了这病，只能活107了。”
火神山早已关停，四面竖着围挡，从外面已看不见医院，庞益兵当初盼着它早日建好，现在盼着它早日拆掉。儿子对火神山充满好奇，他载着孩子从知音湖大道驶过，一边指火神山的方向，一边将车窗关得紧紧的。
时隔一年，武汉协和西院南侧因疫情而停滞的工程重新启动，住院楼背部的两扇小门锁住，不再有新冠患者和医生护士从这里进出。在12楼西，何平与胡娟娟见到了北京的战友，而昔日并肩作战的病区，已经回归了疫情前的模样，那堵连夜砌起来的隔离墙被推倒，只有天花板上还残留着绿色的痕迹，病房里为了扩容缓冲区而打出的墙洞，被胡娟娟用两个柜子堵上了。
进出病区，再不用穿着隔离衣绕行特定的路线。昔日的患者通道，此时是医护通道，重症患者们居住过的病房，成了医生护士的休息室。医生办公室拉着窗帘，一年前，这里的窗户始终敞开，每当穿久了隔离憋得不行，他们就会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上几口气。
彼时重逢，回忆疫情时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12楼西的微信群、熟悉又陌生的往日病区、专程赶来向她鞠躬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疫情给武汉留下的，也并非全是疤痕。
武汉的复原比老肖想象的还快一些。一度冷清的美食街恢复了以往的人山人海，过完春节，游客越来越多了。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今年，很多武汉人却不急着出门赏花，而是将武大、东湖“让给”远道而来的援鄂医护，感谢他们曾在这座城市最无助时施以援手。
尚黎明感到更有力量了。经历这么一轮，他觉得往后任何困难都可以应对，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何平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她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念完大学后顺其自然地留下。她对武汉一直谈不上喜欢，觉得武汉人脾气急，武汉话也不好听，她不会说，也不打算学。经历了一场疫情，她突然发现这座坚韧不拔的城市是如此可爱，聊天时，开始下意识地在“武汉”前加上带有归属感的前缀词——
“我们武汉。”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郑新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