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踏春而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春天里，人们都期盼“牛气冲天”，“牛市”连连，日子过得很牛等等。更希望各级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带领咱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宁夏各座博物馆和文化遗存中，牛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劳作的帮手、祭祀的牺牲，牛文化寓意着力量、希望、坚韧。
贺兰岩画中的“牛”期盼生生不息
在贺兰山西峰沟的一面向阳的黑石头上，曾有一幅宽34厘米、高48厘米的公牛岩画，通体阴刻。寥寥几条线条勾勒出公牛健壮有力，公牛阳具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夸张地表现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这头公牛岩画，被印刻在1998年发行的《贺兰山岩画》特种邮票上。
贺兰山存在很多牛形象的岩画。《巨牛图》岩画刻在40多米高的山顶上，高110厘米，宽201厘米，体型大小接近于真正的牛。巨牛的肚子里还刻有几只动物，像是小牛。牛身上的复线象征着牛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体型的变化。而腹中几只小动物，则表示孕育。原始先民盼望牛越长越大，也希望它能生出更多小牛，为先民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
贺兰山岩画大多表达先民的生殖崇拜，就拿岩画上的牛来说，希望公牛和母牛们具有更大的种群繁殖能力，牛群越大，先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达到人多力量大的目的。先民们带着这种创作目的进行岩画刻画时，那是相当的虔诚，相当的卖力，用尽自己所有绘画水平，表现出牛的力量之美。
姚河塬西周墓地牛马殉葬坑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从墓葬坑里已发掘出8件牛头骨，骨头上还有刀剔肉的刮痕，也就是说，这8件牛头骨上的肉是被人吃了。情景还原应是这样的：当时，姚河塬人把牛杀了，把牛头作为牺牲品祭祀神灵或先祖，而牛身上的肉则用作招待这起丧葬白事的来宾。祭祀结束后，再把牛头肉吃了，牛头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葬坑。
与低贱的牛不同，姚河塬墓葬坑里拉铜车的马匹是完整埋入墓葬坑，马骨上没有剔肉的刀痕，以此显示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诗经》中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意思是诸侯一级的祭祀用牛，称之为太牢。最高等级的祭祀是必须用牛的，可见西周管理姚河塬地区的诸侯等级之高。
无独有偶。
2007年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现，这里每座墓葬都有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且都出土了青铜兵器和车马铜饰。于是，有人推测，葬在这个墓地的家族是富贵人家。甚至根据出土大量刀、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及马具，推测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将军的家族墓地。
殉葬牛头骨
但有专家不认同这个推测。
宁夏在原州区彭堡、西吉县新营等地先前发掘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也出土了青铜兵器，及大量马、牛、羊殉葬头骨。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证明墓主人就是贵族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众多墓葬主人都是贵族？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的兵器证明是墓主人是军人身份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墓葬主人都是将军？显然，这样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因此，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兵器只能印证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尚武精神，“好带刀剑”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死去也要带着心爱的兵器入土。
因为游牧民族放牧着大量家畜，家人去世，用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也不是件太奢侈的事。再者，游牧民族平时就以马、牛、羊肉为主食，他们有可能把平时宰杀的牲畜头骨积攒下来用于殉葬。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殉葬的牲畜头骨不是一个家庭一次宰杀的，而是亲朋好友各宰几头凑的“份子”。从这个意义说，把牲畜头骨层层叠压在人骨上面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为了威慑，或为了迷惑盗墓贼 (发掘的7座墓葬没有一座被盗)。因此，墓主人不一定是富人或贵人，很可能就是寻常百姓。
汉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牛头骨殉葬，还有牛俑。比如贺兰暖泉汉墓群里的陶牛俑、吴忠同心倒墩子匈奴墓中有牛、马、羊的头骨。
踩在天王足下的牛
镇墓神俑是古代人们防止魍魉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害，捍卫其祖先及随葬品不受侵扰而安放在墓中的。镇墓神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固原南郊王涝坝村北周宇文猛墓、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小马庄唐史道洛墓和南塬唐墓出土的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较为独特。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几尊出自固原南塬汉唐墓地的天王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明光铠，嘴大张，怒目圆睁，眉弓突出，唇上八字胡，唇下有一撮小胡须。右臂折肘握拳，左手叉腰，右腿直立，左腿弓膝，脚踏卧兽。
被天王踩在足下的卧兽是牛。要么四蹄朝天，被天王踩翻在地，使着蛮力想翻身，但“天王”摁着丝毫没饶过它的意思；要么被天王实实地踩在牛头上，被拿捏得死死的，牛目圆睁，牛气冲天，却动弹不得。
这是古代工匠为了突出天王的气概，在天王脚下添置了凶猛的怪兽作为反衬。用夸张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对比，在天王俑身上明确表达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牛也可能是“牛鬼蛇神”的牛鬼、牛魔王的形象。
西夏牛耕壁画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牛耕的是《论语》。《论语•雍也》记载：“子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毛色好，角也长的漂亮，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身份有问题，不用它来祭祀，山川都不忍心了。可见，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用牛犁地的现象已经存在了。
《战国策》记载赵国的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强势。其中经济上的重要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可见在战国时，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一项前卫科技、国之重器。
在彭阳县新集北魏墓中出土了以陶牛车为中心的军事出行仪仗队。陶牛稳健有力，神采自信而矜持，体现了墓主人的军事首领的德高望重。在汉代初年，还是“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到了西晋时期石崇就用牛车和王恺斗富。北魏时期，皇帝的御车都要用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以牛车为明器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这可能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尊崇黄老之道，回归本真自然、关注内心生活、追求闲适慢生活有关。
西夏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真牛一般大小的鎏金铜牛安安静静地卧着，青铜铸造，外表通体鎏金，代表了西夏时期当时最高铸造技术成就。
西夏壁画《牛耕图》。图中一人扬起鞭子，赶着两头牛，“二牛抬杠”在地里耕作，逼真再现了西夏劳动人民的耕作场景。
“二牛抬杠”的牛耕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深耕，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改良土壤，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能力。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不但直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便于大量开垦荒地，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
自牛耕开始实行以来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朝代的变更、社会制度的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经历过多次变化，但是以牛耕的方式进行耕作一直持续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为止。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正是牛耕才诞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也衍生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中华民族的埋头苦干、勤劳奉献精神。（宁夏日报记者 王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