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植被丰茂，水域幽深，碎石步道在林里弯弯绕绕，围堤形成的人工岸线外是白金色的沙滩——这是一些湿地经过“修复”后的样貌。没有被“修复”的湿地，则往往呈现连片的淤泥质海滩，随季节涨落的水域，从高处俯瞰仿佛是荒地，而这正是候鸟赖以觅食、停歇、繁殖的栖息地。
现在，全国多个生态修复项目正在将湿地从后者改变为前者。
江苏连云港市的连云新城“蓝色海湾”项目是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2021年5月24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理由包括“该项目名为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则是以牺牲自然岸线和滨海湿地为代价的开发建设”，该案获得法院立案审理，但“蓝色海湾”施工仍在继续。2022年1月6日，“自然之友”向南京中院寄出《禁止令申请书》，请求法院责令项目建设方停止全部建设行为，但是法院迄今未作裁定。
与此同时，上海南汇东滩正在建设的南汇嘴生态园——赤风港湿地(中心)项目也存在争议。
这些项目受到质疑的核心，是它们在推动生态修复的同时，会不会破坏湿地原有生态功能，导致珍稀候鸟的栖息地丧失？
是被侵占，还是被修复？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是全球九大候鸟迁徙路线之一，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飞经中国大陆与沿海的水鸟种群数量大约500万只。江苏连云港滨海湿地在这条迁徙路线的中心。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助理教授蔡志扬曾多次到连云港滨海湿地进行调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云港滨海湿地对于这些候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补充地，像一个加油站。这些候鸟大部分都是在东南亚或澳大利亚过冬，迁徙途中经过连云港，在这里待上一到两个月，然后再往北迁徙。候鸟南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状况。”
鸻鹬类水鸟中，作为近危物种的半蹼鹬高度依赖连云港。根据蔡志扬与环保组织“勺嘴鹬在中国”于2021年发表在《鸟类研究(Avian Research)》上的调查结果，2019和2020连续两年的春迁季，连云港滨海湿地记录到全球至少90%的半蹼鹬。“目前科学上还不清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这是非常稀有的现象。”蔡志扬说，对半蹼鹬而言，连云港滨海湿地算是没有可替代性的栖息地，如果连云港滨海湿地丧失，“可能导致半蹼鹬物种的灭绝”。
“蓝色海湾”就位于连云港临洪河口滨海湿地，在《连云港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中，该市首次提出了“向东发展、拥抱大海”的滨海新城战略，连云新城是连云港变身滨海城市的主阵地。“蓝色海湾”项目环评报告认为，淤泥质海岸影响了连云新城的滨海城市品质，“蓝色海湾”则能让连云新城拥有碧海蓝天、绿水白沙的滨海景观。
“蓝色海湾”项目包括三大工程，分别是基础工程、岸线修复工程和湿地修复项目。其中，基础工程是圈起大片滩涂的半圆形环抱堤，阻绝堤外泥沙，把潮间带滩涂变成水深至4米的水域。环抱堤建成后，原本的淤泥质海岸将可以通过清淤、补沙等方法改造为沙质沙滩。
而这也意味着候鸟将丧失一块觅食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态与演化生物学系博士后慕童曾于2021年两次到过“蓝色海湾”施工现场，他说，环抱堤会影响堤坝内潮水的流动，原本有潮水涨落的滩涂会长时间被水淹，滩涂自然的状态被改变，滩涂里的底栖动物会因为长时间的水淹缺氧或死亡，让包括半蹼鹬在内的候鸟无食物可吃。
“蓝色海湾”项目中的岸线修复工程和湿地修复项目也被蔡志扬认为存在问题。以湿地修复项目为例，其建设内容包括修建内湖、种植林木和修建步道，蔡志扬称这实际上是破坏了候鸟的高潮停歇地，“这种方案实际上是为了人的舒适，而不是从生态角度出发。”
建设一段时间后，“蓝色海湾”项目建设方对施工方案进行过修改。《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材料显示，“蓝色海湾”项目将把环抱堤的橡胶坝改为水闸，只在夏季的6月至8月保持水位在4米高左右，其他时间打开水闸，实现正常的潮起潮落，“尽最大可能减少项目建设对鸟类栖息地的侵占”。
但慕童认为，这一修改方案忽略了候鸟需要的其实并不是那一块地，“而是需要地里吃的东西。夏季环抱堤里的高水位，意味着底栖动物仍然无法生长，等到秋季水闸打开，滩涂露出来，里面也没有食物让鸟吃了。”
上海南汇东滩也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上海著名的观鸟地，这里的生态建设同样经过一波三折。
2021年9月1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对赤风港湿地(中心)方案进行公示。该项目是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国家林草局反馈督察意见后启动的。2017年以来，南汇东滩的湿地芦苇曾被大面积填埋，并种植杉树林3500亩。国家林草局后来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中指出，填埋芦苇、种植杉树使得南汇东滩生态功能受损严重，整改措施就包括建设赤风港湿地(中心)。赤风港湿地(中心)的面积约1.7平方公里，项目方案称该地的生态修复将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
但在2022年2月，上海许多观鸟爱好者发现南汇东滩湿地的大片芦苇被推平，这意味着包括震旦鸦雀在内以芦苇丛为觅食、繁殖区的候鸟可能将失去栖息空间。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张东升随后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进行交流，提出芦苇湿地尽量保留等建议。张东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接受了他的建议。《中国新闻周刊》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提交了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引起争议的环评报告
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起草、制定的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长张明祥认为，对待湿地应该保护与利用并重。“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张明祥说，“合理有序地利用，比如建设一些必要的旅游接待设施，一些道路，只要不是过度利用，并不是不可以。”
张明祥评审过不少湿地修复方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生态修复工程里的一些措施是否是必要，对于湿地是否合理利用，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在湿地修建码头，如果是巡护人员工作时使用的简易码头，“完全没有问题”，但有些码头会修得十分豪华，“这种方案，一看就是打着保护的旗号搞旅游。”
而连云港“蓝色海湾”项目引起争议的核心，是环评报告中对鸟类的调查情况存在错漏，这被一些环保组织认为是项目无法实现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如果项目建设方对于项目所在地的物种情况都弄不清楚，如何达到修复目的？
自然之友在起诉书中表示，“蓝色海湾”环抱堤的环评报告完全没有对鸟类情况和生态影响进行评价，存在“关键内容遗漏”；“蓝色海湾”岸线修复工程环评报告中的鸟类调查情况则与实际不符，存在“数据错误”。
“我们认为‘蓝色海湾’所谓的修复非常不科学，不符合生态修复的规律。”自然之友方面的公益律师马荣真认为，从环评上，能看出“蓝色海湾”项目本身是一个开发建设行为，不是在做生态修复。
《中国新闻周刊》向“蓝色海湾”项目建设方连云港金海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提交了采访函，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金海岸公司总经理肖望曾在2021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蓝色海湾”环评报告中没有鸟类专项评价，是因为《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并没有提到要评价鸟类，公司是按照环评审批部门的要求做的环评，并得到了批复。
在“蓝色海湾”项目施工后，金海岸公司才于2019年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编制了一份专门对鸟类进行分析的《连云新城岸线整治修复工程及临洪河口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对鸟类活动影响分析》(以下简称《鸟类影响分析》)。据《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鸟类影响分析》称连云港临洪河口地区(含青口河口)共发现鸟类92种，记录到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根据IUCN红色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该地区记录濒危物种3种，易危物种2种，近危物种9种。
上述“蓝色海湾”环抱堤从橡胶坝改为水闸的弥补措施，正是基于《鸟类影响分析》的结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闻丞表示，虽然没有看到连云港“蓝色海湾”的规划设计方案，但是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这个项目在可研、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考虑欠缺，有很多需要商榷、整改的地方。
张明祥说，生态修复工程的环评是否纳入鸟类以及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有时取决于环评队伍里有没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如果没有，很容易就会有疏漏，因为这并不是强制要求的内容。
但是，于2021年12月通过、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在其第三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禁止在以水鸟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区及其他重要栖息地从事捕鱼、控捕底栖生物、捡拾鸟蛋、破坏鸟巢等危及水鸟生存、繁衍的活动。”
此外，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表示，国内湿地相关工程环评存在问题的案例不少，例如2020年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就出现造假，最终环评编制单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被处以罚款320万元，单位失信记分15分，编制人员禁业5年。周晋峰称，中国绿发会内部已经开始做环评黑名单，把环评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造假的环评编制单位做记录。他认为，相关的部门都应该做这样的记录。
受限于保护级别太低
在中国，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湿地确实更容易受到威胁。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长张明祥说，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经过的都是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需要土地的扩张，因此过去对于湿地的围垦和占用是阶段性产物。
19世纪的美国曾有湿地开垦法，鼓励开垦湿地，种植农作物。在法令实施的几十年内，美国西部 90%的湿地被转换成农田和居民用地，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中国则在早年也出现过大范围的围湖造田，各地的湖泊被人工围垦成为农田。
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公约》(以下简称“湿地公约”)是中国湿地保护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中国科研领域并没有湿地的概念。张明祥说，湿地公约要求缔约国摸清自己湿地资源的家底，因此国家林业局在1995年至2003年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又于2009年至2013年组织了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两次调查他都参与了。
两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湿地受威胁程度的提升。根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天然湿地面积比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时减少了8.82%，其中沿海11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滨海湿地面积减少了21.91%。滨海湿地正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途经的湿地。
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提出2020年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这是依据湿地二调中中国湿地面积8.04亿亩的结果制定的。
2021年8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公布，湿地数据首次作为一级地类数据被公布。张明祥说，由于湿地二调按照国际规定将水域也纳入湿地计算，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湿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加起来超过8亿亩，这意味着中国湿地的面积近几年来没有减少。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共有国际重要湿地64处、国家重要湿地29处、省级重要湿地811处，建立国家湿地公园899处。
尽管湿地保护现在已经受到重视，但对于保护等级较低的湿地，威胁仍然存在。
南汇东滩湿地曾在2008年被“国际鸟盟”认定为国际重要鸟区。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张东升与团队在南汇东滩进行鸟类多样性调查，记录到野生鸟类237种，张东升称这表明南汇东滩对于迁徙鸟类的保育非常重要。但是，南汇东滩湿地尚未被列入上海市重要湿地名录。
“南汇东滩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保护级别太低，只属于一般湿地。”张东升认为，如果没有保护级别，更谈不上保护范围。
江苏连云港临洪河口滨海湿地已经被江苏省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名录，但这片区域的价值不止于此。原本，连云港滨海湿地将与十余个湿地一起列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报名单，但最终未被纳入二期申遗范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闻丞也是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际上对于连云港滨海湿地的保护很关注，但是申遗需要充分尊重地方的意见，主管部门和专家团队都和连云港当地政府进行过密切沟通，但结果并未如愿。
什么是真正的生态修复？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该法将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湿地保护法》是一部呼声颇高的法律。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部湿地的综合法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湿地保护最大的问题。
《湿地保护法(草案)》在2021年1月20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长张明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是湿地公约缔约50周年，中国将于2022年11月在武汉承办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因此加快湿地保护立法被认为是履行湿地公约的重要行动。
张明祥说，起草《湿地保护法》时，就考虑到湿地修复工程能否真正实现修复目的这一点，“有的时候是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况且有些人只是打着好心的名义。”《湿地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专门针对湿地修复，提出修复重要湿地应当编制湿地修复方案，重要湿地的修复方案应当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在批准修复方案前，应当征求同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而违反《湿地保护法》规定，未编制修复方案修复湿地或者未按照修复方案修复湿地，将被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张明祥表示，现阶段，如果所有湿地修复都要求编制修复方案显然不现实，因此规定国家和省级重要湿地必须要编制修复方案。根据《湿地保护法》，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张明祥称，过去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是各地自己认定省级重要湿地，全凭积极性，而《湿地保护法》施行后，有了法定要求，会督促各地尽快制定各种湿地名录。
在张明祥看来，好的湿地修复工程，应该是基于问题的修复工程，“对湿地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这里面临着怎样的生态问题，是缺水还是污染，还是外来物种入侵，针对问题再进行修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闻丞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以湿地生态修复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科技公司负责人。在参与了多个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咨询、评审或实施后，闻丞发现，国内风景园林和城市规划的教学体系中，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学知识的传授是不够的，导致部分规划设计单位在规划、设计生态修复工程时，无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考量。
闻丞认为，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修复工程“伪不伪”的重要指标。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规划设计阶段，就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为生态修复工程的目标，建设单位和规划单位应清晰了解项目所在地现状有哪些常见物种、哪些珍稀濒危物种，历史上有哪些常见物种、哪些珍稀濒危物种。然后，在规划设计方案中应提出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在物种多样性恢复方面具体可衡量的指标，即经过修复后，要保持哪些物种不因工程而减少，哪些物种要因工程而恢复。工程建成后，再用这些指标(目标)是否能实现去检验是否达到规划设定目标，是否是真的生态修复。
闻丞说，只有这样严格地参考科学信息，建立行业技术规范，并在生态修复工程建成后进行生物多样性成效跟踪评估，才能保障生态修复资金真的被用于修复生态。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1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