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 人民助学金助我踏上医学之路
1956 保送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
廖万清 男，83岁，1938年11月11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1956年保送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后成为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8年，廖万清出生于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一直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于是在1941年把廖万清送回广东梅县老家，寄养在叔叔家中。廖万清小学毕业后，一开始因为没钱上不起学，只好去给人放牛。直到人民助学金制度出现，廖万清才得以重返学校，并以此完成初中、高中的学业。最终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如愿踏上了医学的道路。
廖万清常说，“我生在海外，长在祖国，是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团徽、穿着绿色军装，在国旗、党旗、军旗下成长起来的。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军队，献给祖国人民”。这么多年，他始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用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不断前进。
学医是从小就有的梦想
新京报：你是何时参加高考的，考试的过程顺利吗？
廖万清：我没有参加过真正意义的高考，当时是保送去的大学，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开始空军来招，我有海外关系，空军不能收；后来海军来招，其他条件都合格，体重不够，我只有39公斤，最少要45公斤。第三次是总后勤部第四军医大学来招，一查，成绩很优秀，要。我还问工作人员，我有海外关系，要不要紧，他说人的出身、家庭是无法选择的，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为国防事业服务，愿不愿意到第四军医大学去。我说，愿意。
新京报：与现在的孩子相比，你求学时的条件如何？
廖万清：1952年，读完小学后，由于唯一能依靠的叔叔并不宽裕，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书。幸好人民助学金支持了我，初中时每月6块钱的助学金，我用1块8来买菜，剩下的钱用来买米和一些生活用品、文具，勉强能够维持着生活。我很珍惜重新回到教室上课的机会，所以肯下功夫读书，成绩也总是排在前面。
新京报：高中时代如何度过的？
廖万清：我的高中时代是在梅州中学度过的，创建于1904年的梅州中学自1912年起就被评为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一度是周边闽南、闽西、赣南和粤东地区优秀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我刚入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算特别出众，按中考得分分配的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级中，我被分入己班。上高中以后，我的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对生活上的清贫反而不怎么感受得到了。整个高中阶段，我依旧是借助人民助学金完成的学业。
新京报：你是如何走上学医路的？受到哪些影响？
廖万清：受家族里两位叔公的影响，学医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叔公廖寿南是梅县的一名中医，为人和善，医术高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此外，我还有一位西医叔公廖罗士，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立即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百姓治病。在耳濡目染的接触中，“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这些医者的观念深植于心。
整个校园充满着浓厚的学习气氛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去大学求学的情景吗？
廖万清：1956年6月下旬，按照计划，我和梅县另外41名同学一起，由前来招生的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带队，统一从梅县上车，乘敞篷卡车到几百公里外的广州火车站；火车到达武汉后，大家集体下车，坐船过江，之后在指定地点集合，再次坐火车开赴西安。在临走前，我却犯难了，因为身无分文，不得不向高中同一宿舍的曾俊杰借了10块钱当路费。
后来我把学校发的津贴攒下寄给我同学时，没想到他把钱退回来了。我明白，在那个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10元钱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感激他。
我对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一直心怀感激，第四军医大学毕业至今，我始终与这两位军官保持着联系，向他们汇报自己的最新情况。可惜的是，其中一位年纪大了，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们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新京报：你记忆中的大学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廖万清：我所在的医疗系共有280人，其中不乏解放战争后从各部队保送来的少尉、中尉甚至大尉等干部学员，他们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基础薄弱，课堂成绩比不过我们这样的应届生，但他们经历多、社会经验多，思考和处理问题不像高中应届生那样稚嫩。因此，由他们担任班级或支部的工作，明显有优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学生中的骨干，也是黏合剂。
当时的学习气氛很浓。那时，同学们对知识都如饥似渴，同学之间你追我赶，一到休息时间，整个校园都充满着浓厚的学习气氛，甚至连寒暑假期间都有不少同学不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学校读书。
20世纪50年代，高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书架上的书经常被一借而空，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也都座无虚席。
新京报：您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有哪些寄语？
廖万清：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无论目标是哪个大学，都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唯有朝着理想矢志不渝、不断奋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父母，更无愧于自己。
新京报记者 张兆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