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32年前做了肝癌切除手术，切掉半块肝，想查查剩下的肝脏现在怎么样了。”69岁的广东四会人梁生(化名)走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胆胰外科主任刘超的诊室，一句话就让刘超愣住了。
肝癌被称为“癌王”，中晚期肝癌疗效不佳，尤其是在三十多年前，患者术后存活如此之久殊为不易，堪称“奇迹”。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11月23日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获悉，最新磁共振(MR)复查显示，梁生体内残留的半块肝脏健康如常，抽血检验显示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并未异常。而这次复诊，还意外地引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医患故事。
梁生32年前的病历。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任珊珊 通讯员林伟吟、张阳
32年前的病历 他保存至今
“上腹痛3年，甲胎蛋白(AFP)持续超过500ng，全肝弥漫性肝硬化(中度)，原发性肝癌合并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脾肿大……”纸张发黄的病历上，工整的钢笔字写出的病情，隔着32年的时光，读来依然让人胆战心惊。
多年来，梁生精心保管着这本病历：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与医生抗击“癌魔”、重获新生的难忘经历。
“小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爸爸是全家的顶梁柱，全靠他务农来养活一家人。知道他生了‘重病’的消息后，我们全家感觉天都要塌了。”梁生的二女儿阿玲还记得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梁生有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在读初中，阿玲在读小学，小儿子才二三岁。
那段时间，梁生常常感到肝区疼痛，但因为家贫的缘故，一直拖着没有治疗。直到全身皮肤发黄，消瘦了一大圈时，他才发觉大事不妙。
刘超与患者合影。
手术后他采用了新的治疗方案
1988年7月，梁生到了广州，慕名向刘超教授的恩师、已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区庆嘉教授求医，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肝癌中期。他并不清楚，一向身强力壮的自己为何会得肝癌。区庆嘉教授告诉他，这和他患乙肝多年有关。
“病毒性肝炎是肝癌的最主要诱因，其中乙肝病毒感染者罹患肝癌风险是非感染者的15-20倍。” 据刘超教授介绍，在我国，乙肝相关性肝癌比例极高，约占总体肝癌的63.9%至90%。很多患者发病早期没有典型的症状或体征，等到感觉到肝区疼痛、出现黄疸时，大多已经到了中晚期，加上许多患者合并有肝硬化，可能失去外科手术机会。据有关统计，每100个肝癌患者中，仅有20人至30人在确诊时还有手术机会。
幸好，梁生获得了手术的机会，也意味着命运有可能被逆转。
1988年7月21日，区庆嘉教授在陈积圣教授的协助下，为他细致、完整地切除了肿瘤所在的左肝叶，并对脾动脉进行结扎。手术七天后，梁生开始使用抗肿瘤药——5-氟尿嘧啶(5-Fu)进行化疗。
在区庆嘉教授的坚持下，梁生接受了肝动脉灌注化疗。做出这个决定，对一位肝胆外科专家来说要冒着“失败”的风险。
肝动脉灌注化疗属于介入治疗的手段，通俗来说，相当于用药物就近给肿瘤组织“泡澡”，从而最大限度杀灭残存的肿瘤组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种治疗手段在肿瘤治疗领域属于新生事物。
一直到本世纪初，肝胆外科学界对“肝癌手术后是否配合采用肝动脉灌注化疗”，意见仍然不统一。受当时使用药物的限制，这种治疗手段被许多外科医生评价为“疗效不佳，没有必要使用”。但区庆嘉教授希望为病人放手一搏，穷尽一切可能，他力排众议，安排梁生进行了肝动脉灌注化疗。
一位老教授的超前眼光
术后半年，梁生回医院复查，肿瘤被抑制住了。随后的岁月里，他按照医生的叮嘱，注意养生，饮食节制，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三十多年。
2017年去世的区庆嘉教授，生前是华南肝胆外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要求外科医生术前必须回答八个问题：“病人得了什么疾病？病灶跟周围的关系怎么样？对患者全身重要器官的功能状态是否有全面的评估？做这个手术是否会超出患者的支付能力？手术指征是否明确？手术能否延长病人的生命、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和应对措施怎样？医生本人有没有能力完成这项手术？”这八个问题是区庆嘉对其临床经验的总结，在外科界广为流传，被后辈医生称为“区八条”。
“区老师的行医生涯，始终以病人为中心。他对肝癌的治疗有着超前的眼光，认为不能只靠外科医生的‘柳叶刀’。”刘超表示，如今随着新药研发的进步，肝动脉灌注化疗的价值被医学界重新发现，并且在治疗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区庆嘉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他敏锐地觉察到，肝脏病的治疗仅靠外科是不行的，回国后立即筹建实验室，将免疫治疗引入肝肿瘤的治疗范畴。“我一入师门就被安排去研究细胞，当时觉得有点委屈和不解。”刘超教授回忆，时隔多年，随着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弟子们才意识到，区庆嘉的眼光超越了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