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父寻子10年“家门口”找回，养父获刑2年引罪罚讨论
张建斌曾辩解称，当年崔金平告诉他，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把孩子卖了，他就支付了2万多元买下，他不知道孩子是被拐来的。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意见。
在离家60公里的村子里，刘利勤找回了丢失10年的儿子刘轩。
2010年4月11日，2岁的刘轩在山西太原小井峪村附近玩耍时被人抱走。今年1月，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山西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将刘轩解救。
从小井峪村到安定村，不过一个小时车程。但此前10年里，刘利勤为了寻子，几乎走遍全国，媒体也曾多次报道，给他冠上了“山西寻子哥”的名称。
刘轩的养父张建斌、养母崔梅的哥哥崔金平被警方控制后，10月12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建斌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崔金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是，张建斌在收买时是否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张建斌曾辩解称，当年崔金平告诉他，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把孩子卖了，他就支付了2万多元买下，他不知道孩子是被拐来的。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这起案件是他了解到的第一起收买方刑罚达到两年的案件。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司法机关可能会从严惩处，彰显司法的决心。
案件终结后，刘利勤没有和刘轩提起养父被判刑的事情。“提起他们，我就会想起这些年的痛苦经历。都过去了，我只希望孩子在家里好好生活。”
2010年刘利勤一家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丢失与收买
刘利勤卧室的床头上，还挂着一张十年前的全家福。照片里，2岁的刘轩被母亲抱在怀里，他正面朝向镜头，面庞圆润，有着和父母一样细长的眉眼。
这是刘轩丢失前，和家人的最后一张合照。
2010年，刘利勤一家四口还租住在太原市小井峪村一户村民家。当年4月11日午间，妻子在家做午饭，2岁的刘轩和5岁的姐姐在门口玩耍。等到吃饭时，妻子发现刘轩不见了。
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刚在太原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得知孩子丢失后，他放下了工作，沿着大街小巷，汽车站火车站找了数天，依然杳无音讯。
唯一的线索是，家附近旅馆门口的监控拍到，刘轩被身高约一米七的男子抱走。刘利勤报了警，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到这名男子的身份，线索就此中断。
2010年刘轩丢失后的派出所立案回执。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距离小井峪村60公里处，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张建斌崔梅夫妇自2002年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因是从外村搬来，张建斌在村里没什么朋友。村里人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憨厚的装修工。邻居还记得，隔壁老人的家里物件坏了需要帮忙，张建斌会到老人家中去免费为老人修理。
刘利勤丢失儿子的那一天，崔梅的二哥崔金平带着一个男孩，来到张建斌的家中。
据崔梅回忆，二哥告诉他们，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把孩子卖了，要价2万元。因家中没有积蓄，张建斌和亲戚借了钱，买下了这个孩子。
在此之前，崔梅已多次流产。崔梅说，当时医生无法判断病因，只告知她并非不能生育，“都说先抱养一个再生育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崔金平就说先抱养个孩子，丈夫也同意了。”
但他们没有走正常的抱养程序。崔梅表示，当年农村上户口比较容易，抱养小孩现象也比较普遍，他们夫妻俩就以生父母关系，为男孩在老家上了户口。
张建斌给男孩取名“乐乐”，“希望孩子可以快乐地长大。”
张建斌此前为刘轩买的学习机。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两个父亲的10年
对于这个买来的儿子，崔梅说，张建斌很是疼爱。
因为不知道乐乐的出生日期，张建斌就把孩子的生日定在6月1日，一个在当地人眼里很吉利的日子。每当乐乐“生日”时，他们就会给孩子买一个奶油小蛋糕。
“乐乐小时候个子小，我们怕他长不高，就给他买了钙片，后来他牙齿就特别好。”崔梅回忆，乐乐小时候很乖，但开始上学后，就跟着其他孩子一起打架，学习也越来越差。
崔梅记得，张建斌为此也打过他。但即便如此，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也比和自己亲密。“他以前晚上不敢去院子里上厕所，每次都要我丈夫在厕所门口等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抱着我丈夫入睡。”
乐乐在张建斌家的第6年，崔梅再度怀孕，成功诞下一个女孩。崔梅说，虽然有了亲生女儿，但丈夫并未因此对乐乐不好。“我们当时给乐乐喝的奶粉是上百块的，但是给女儿买的奶粉都是几十块的。”
前两年，村里有人来推销平板学习机，价格在800元。崔梅提到，当时家里收入不多，但乐乐很想要这个学习机，并答应以后会好好学习，最后张建斌用支付宝花呗给他买了下来。
在外人看来，张建斌家虽然较为贫穷，但“一儿一女”也算家庭美满。
另一边，太原市万柏林区，儿子丢失后，刘利勤搬到了小井峪村附近的一个小区。刘利勤说，儿子是在这一片区丢失的，他不敢离开这里，只盼着有一天能在附近遇到刘轩。
他染上了很重的烟瘾，每天半夜要抽完烟，才能入睡。
家中没有孩子清晰的单人照片。刘利勤就把全家福中儿子的部分裁剪下来，打印成单人照，贴在一辆破旧的农用车上，开车四处寻找。路途中也不断结识其他的寻子家庭，大家筹钱买了一辆金杯车，在寻子的同时宣传打拐知识。
只要有人提供线索，刘利勤就会前往当地核实。这10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国，用光了家里的积蓄，只能在寻子的间隙里工作，在工作的间隙里继续找寻孩子。
刘利勤寻子十年积攒下的各类票据。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寻子的过程中，刘利勤和同伴曾因大雪被困在路上。
刘利勤记得，那是2016年，大雪铺满了整座村庄，车一旦启动就在原地打滑。车上只剩一包方便面，没有热水，两个男人就掰着干的面饼入食，在车厢后座裹着大衣蜷缩入睡。
他也曾在绿皮火车上遇到过好心的乘务长，得知刘利勤寻子的故事后，为他送上了免费的盒饭，在整列车厢的乘务员办公室处贴上了他寻子的海报。
母亲在刘利勤寻子期间多次生病后辞世，家中家务事他也无暇顾及。谈起家庭时，刘利勤对“儿子”和“丈夫”这两个身份充满了歉意。
但他觉得，自己尽到了一个父亲能做的一切。
刘利勤和寻亲家属在全国做打拐宣传。受访者供图
“孩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
两个家庭在2020年初发生转变。
寻子过程中，刘利勤学会了快手直播，并在平台上通过直播发布儿子的信息。2019年年底，有人通过平台向刘利勤提供线索，让他去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看看，村里有个孩子和刘轩长得很像。
因为这些年受骗的经历太多，刘利勤一直没去当地核实。
“到了12月，这位好心人又来我的直播间，怪我怎么不去找，表现得非常生气。”刘利勤说，之后他和弟弟多次前往安定村，偷偷拍下了孩子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刘利勤通过中国儿童防走失平台(民办公益组织)的人像比对系统，把刘轩一岁时的照片和安定村这个孩子的照片进行了对比，出现了“相似度得分67.43，建议进行DNA检测”的字样。
刘利勤的弟弟再次前往安定村。
他想了个办法，给男孩一个口香糖，想用口香糖上沾的唾液去做DNA检测。因为男孩一直不肯吐出口香糖，他便将口香糖黏到对方头发上，趁机拔下了一根头发。
通过这根头发，刘利勤做了亲子鉴定。今年1月1日，鉴定结果显示，这个男孩与刘利勤妻子张静平的亲子关系概率为99.999%，支持他与张静平存在亲子关系。
1月2日，公安机关根据刘利勤提供的线索，前往安定村将刘轩解救。刘利勤说，自己十年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怎么也想不到孩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
1月2日，刘利勤找回孩子当天直播画面。来源：我们视频
刘轩被解救的次日，40岁的张建斌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崔梅说，多年以来，他们从没想过男孩的家人会再次找上门来。“我就想着，孩子卖都卖了，怎么还会来要回去”。
现如今，张建斌的家中还留着孩子曾经的玩具，滑板车、吉他、旱冰鞋，一个学习机。十年“父子”一场，张建斌最后落得了一场空。
丈夫被抓后，崔梅离开了原先租住的房子，带着女儿住进姐姐家，靠着小吃店维持生计。崔梅说，她只觉得悔恨，当年不该以这种方式抱养小孩，让孩子生父母寻找这么多年。
亲子鉴定报告。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是否明知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2020年1月4日，崔梅的二哥崔金平投案自首。崔金平比张建斌小6岁，是个文盲，他和刘轩的生父刘利勤相识，两人是老乡关系。
今年4月，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以崔金平涉嫌拐卖儿童、张建斌涉嫌收买被拐买的儿童，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书显示，据崔金平供述，案发当日11时许，他准备在小井峪街边的一家饭店吃饭，走在路边时看见刘利勤家的男孩在玩耍。“我就逗了逗他，小孩就跟着我走，走了没两步我就抱起小孩走到几百米处的面包车位置，把小孩放到面包车副驾驶位置，就开车去了妹妹家。”
崔金平说，开车路上，他给崔梅打电话，问她有个小孩要不要，妹妹说要。一个多小时后，他到了妹妹家，骗他们说“抱养了一个小孩，人家要2万元补偿”。把孩子交给妹妹后，张建斌给了他2万元现金。
关于这个孩子的来源，张建斌的供述和崔梅的说法一致。
张建斌在供述中提到，当时崔金平说，这个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卖了这个孩子，价格是2万多元。当时农村买男孩是3万元，女孩是2万元。当时自己手头不够钱，就去亲戚家借了钱，把钱交到了崔金平手中。
张建斌坚持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被拐来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案件庭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是，张建斌在收买时是否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张建斌的辩护人认为，本案客观上虽然存在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但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崔金平告知张建斌孩子是被拐卖的，且十多年前在农村地区抱养小孩也是普遍的。
刘利勤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没有参加庭审。在他看来，孩子的养父母也很可怜，但两家距离不过60公里，也算是老乡，寻子这10年来，媒体也曾多次报道，“吕梁谁不知道他在寻找丢失的儿子，养父母那边不可能不知道。”
判决文书。截图
养父获刑两年
今年10月12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判决。
判决书显示，张建斌辩护人提出，结合张建斌结婚多年未生育的特殊情况及其与崔金平的特殊关系，张建斌犯意较轻，或者没有犯意，应当从轻处罚；他没有阻止公安机关解救孩子，在收买孩子后十多年里并未虐待孩子，其本人也是受害者。
其辩护人还认为，张建斌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行为发生在2010年，应适用2010年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张建斌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仍予以收买，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关于张建斌提出其不知孩子是被拐来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张建斌对崔某平拐卖儿童的事实不知情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此外，张建斌2010年4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该行为持续到2020年1月公安机关对被买儿童解救，应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张建斌存在从轻处罚情节，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从轻处罚。
对于崔某平的涉案行为，法院认为，他以出卖为目的，对幼儿采取欺骗、利诱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关于辩护人提出崔金平系初犯、无前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判决结果显示，崔某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0元。张建斌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判决后，被告人及其家属没有提起上诉。
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判决后，法院于10月23日发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将张建斌的罚金一项删除。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修订系因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中，没有“并处罚金”的规定。
新京报记者多次就此事询问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截至记者发稿前，尚未得到回复。
刘利勤还在帮其他家庭寻找孩子。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买方入刑其实是“无奈”的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这起案件是他了解到的第一起收买方刑罚达到两年的案件。
他认为，该案生父寻子十年，社会上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社会影响较大，“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司法机关可能会从严惩处，彰显这种司法的决心。”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玲表示，客观上，张建斌有收买儿童行为，支付了2万元作为代价，将儿童当作商品买回抚养，属于非常典型的收买儿童行为。
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刘玲认为，张建斌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同时综合考虑张建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家庭造成的伤害等因素，法院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是适当的。
张志伟自12年前开始进行公益打拐活动，其间一直在推动“买方入刑”的法案修订过程。他认为，买方入刑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买方市场旺盛是拐卖儿童案件层出不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张志伟介绍，《刑犯修正案九》出台以后，强化了买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过去，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民间送养”，很多时候都是不予处罚的。“现在只要双方有比较大额的交易，都统一认定为拐卖或者收买儿童案，属于犯罪，都是要处罚的。”
“2015年之前，很少追究买方的刑事责任，即使追究也是大部分都以缓刑处理。在2015年买方入刑后，现象大为改观，买方判处实刑的情况现在还是比较普遍的。”
张志伟也提到，这类案件中收买方通常人身危险性较弱，被判处缓刑的较多，“一些人本身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没有前科劣迹，受害人也给予谅解，所以法律也会从轻处罚。”
张志伟认为，刑法修订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处罚，而在于从法律层面上让公众意识到，这类行为属于犯罪，从而从根源上减少拐卖案件的发生。“不管是拘留还是判刑，都能让公众意识到这是犯罪，国家法律是禁止的。”
2020年刘利勤新拍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案件终结后，刘利勤没有和儿子提起养父被判刑的事情，刘利勤说，“提起他们，我就会想起这10年的经历。都过去了，我只希望孩子能在家里好好生活。”
到12月中旬，刘轩已经在新家生活近一年时间。
刘利勤为儿子办理了转学手续，户口簿上刘轩的那一页，也一直为他保留着；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母亲也为刘轩报了周末补习班。
当问起在刘轩心里，刘利勤是不是好爸爸时。刘轩回答，“挺好的”；“交给别的爸爸可能不会像他这样找我。”
现如今，刘利勤开了家寻子工作室，帮助其他家庭寻找被拐卖或者丢失的家人，需要经常离开太原去往别的城市。刘轩说，每次父亲外出，他都会在家里等刘利勤回来，“我知道，他出去找别的孩子去了。”
(本文中刘轩、张静平、崔梅均为化名)
记者：周思雅
